新闻中心

第二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民事类裁判文书

2020-04-17

第二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民事类裁判文书

目   录

第二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民事类裁判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87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93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758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民再237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民终159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再111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民终278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316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初35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撤1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终189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1183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857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34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再16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再47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终134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终354     祁永杰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再531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174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665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再17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终69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终44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初9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055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津02民终1547

上海海事法院——(2016)沪72民初2336

上海海事法院——(2017)沪72民初2381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289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8741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1515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协外认3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4民终115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4民初27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250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再20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初669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3民初433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5民初163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00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终389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中级人民法院——(2019)兵09民终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99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9830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1296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47086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2民初684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8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3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719号。

法定代表人:张举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军,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园园,北京市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兰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329号(金惠大厦20F)。

法定代表人:斯养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雨,北京市天同(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卿,北京市天同(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甘肃聚丰古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中川街联创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薛博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蓉,甘肃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甘肃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人寿公司)因与上诉人甘肃兰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东公司)及原审被告甘肃聚丰古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甘肃人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军、彭圆圆,上诉人兰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雨、彭卿,原审被告聚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蓉、张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人寿公司上诉请求:(1)兰东公司立即向甘肃人寿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计29693193元,赔偿损失133462875元,承担甘肃人寿公司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29693193元,合计192849261元;(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兰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关于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问题,生效判决已明确认定:甘肃人寿公司在案涉商品房未达到交付条件情况下,拒绝收房也未支付第四期购房款不构成违约,兰东公司逾期交房存在重大违约;甘肃人寿公司对案涉商品房外墙装修及工期延误不承担责任。原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和裁判结果,对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合同履行中房屋多年未交付造成的损失重新进行了责任划分,兰东公司作为违约方承担主要责任,甘肃人寿公司作为非违约方对未积极配合履行义务导致损失扩大负有次要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甘肃人寿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提出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将合同法规定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限定在了前引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范围内,违背了立法本意,没有充分保护甘肃人寿公司享有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请求权。(三)原审判决结果显失公正。兰东公司恶意毁约、“一房二卖”,给甘肃人寿公司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甘肃人寿公司依法向兰东公司主张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原审判决却象征性酌情确定赔偿500万元,是对兰东公司违约失信行为的宽容与保护。

兰东公司辩称,另案生效判决的审查重点为房屋是否达到交付条件,未调查房屋迟延交付的原因,原审判决与另案生效判决并不冲突,但酌定的损失赔偿数额过高。

兰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甘民初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3744679.33元及支付赔偿金50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甘肃人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甘肃人寿公司对于案涉房屋无法按期交付负有相应责任。延期交房造成合同履行费用增加,但甘肃人寿公司拒绝支付已协商确定的费用。甘肃人寿公司对于案涉系列合同解除亦应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错误计算甘肃人寿公司的可得利益,判决兰东公司承担双重赔偿金给付义务,严重损害了兰东公司的合法权益。(三)兰东公司另行出售案涉房屋并非恶意违约。合同迟延履行增加了成本、费用,同样使兰东公司遭受了严重损失。如果继续要求兰东公司承担巨额赔偿,有失公平。

甘肃人寿公司辩称,甘肃人寿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无违约、无过错,合同解除完全由兰东公司恶意违约、“一房二卖”所致;甘肃人寿公司作为守约方,主张违约方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法律依据充分;兰东公司恶意违约获取巨额利润,给甘肃人寿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兰东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甘肃人寿公司起诉请求:(1)确认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签订的标的物为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庆阳路109号1-6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兰东公司继续履行与甘肃人寿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立即向甘肃人寿公司交付标的房产并依约办理标的房产产权登记;(3)兰东公司依约向甘肃人寿公司支付迟延交付标的房产违约金6682000元(截至2014年8月20日);(4)本案诉讼费由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承担。(5)若法院不予支持上述第1-3项诉讼请求,则甘肃人寿公司申请增加如下诉讼请求:(1)解除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兰东公司承担因其过错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导致合同解除的全部责任:立即向甘肃人寿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共计29693193元,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造成甘肃人寿公司损失133462875元(即兰东公司分别与聚丰公司、甘肃人寿公司关于标的房产的交易差价);(3)兰东公司承担甘肃人寿公司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29693193元。

原审法院认定,2003年7月11日,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幢地上1-6层、地下3层建筑面积为9634.36平方米以总价款39561705元售于甘肃人寿公司。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1)签订合同后十五日内付总房款的20%(7912341元);(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办公楼三层框架完工时再付总房款的25%(9890426元);(3)办公楼主体完工时再付总房款的25%(9890426元);(4)办公楼交付使用时付总房款的20%(7912341元);(5)待房地产权属证明办妥移交买受人后付总房款5%(1978085元);(6)剩余5%待房屋保修期满后无质量问题,分两次付清。第七条约定:“在达到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付款条件时,买受人逾期付款按应付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违约金,逾期30日后则工期顺延,6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05年8月18日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第九条约定:“如出卖人逾期交房则每迟延一日罚违约金2000元,逾期90日后买受人可解除合同。出卖人返还买受人已交房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0%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第十一条约定:“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有关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不出示证明文件或证明文件不全的,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第十三条约定:“出卖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的装饰、设备标准应符合双方约定(附件三)标准。达不到约定标准的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赔偿双倍的装饰、设备差价。”第十四条约定:“出卖人承诺该商品房正常使用直接关联的下列基础设施公用配套设施按下列日期达到使用条件。配电室、上下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电话、宽带于交房前接入,如果在规定日期未达到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未交工处理。”第十九条约定:“国际金融广场C楼完工后出卖人同意在楼房交付一月内将C楼所占土地及其东侧通道的一半共计3.75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给买受人,所交费用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本合同包含四份附件。附件一为房屋平面图。附件二为建筑材料及设备说明。附件三为办公楼设计说明,其中要求工程所需主要材料的定购、加工的成品、半成品,必须经乙方(甘肃人寿公司)认可同意,方可定货、进货、施工安装,否则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附件四为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成立设备、主要材料采购招标领导小组,共同负责设备、主要材料招标;施工过程中若发生合同范围以外的其它问题双方协商解决,由买受人选定监理单位,委托出卖人签订监理合同,监理费由买受人直接支付给监理单位;在第二次付款时,办公楼三层框架完工后,出卖人需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外装修由买受人委托出卖人进行装修设计,负责施工,费用不包含在总房款中;管道层在售房面积中未计算在内,但在建设中需开支建造成本,增加的工程量,经双方审核认定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综合布线(不含电话、有线电视、宽带接入)和车库智能化管理系统、中央空调、制冷机组不包括在总房款内。

根据2003年7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双方当事人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第二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作出新的约定:第五笔付款待房地产权属证明办妥移交买受人后付总房款2%(791234.1元);第六笔付款剩余8%(3164936.4元),待房屋保修期满后,无质量问题在两年内分两次付清。第十一条明确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第十四条出卖人关于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的承诺条款没有2003年7月1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配电室、上下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电话、宽带于交房前接入,如果在规定日期未达到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未交工处理”的约定。第二十四条约定,商品房预售的,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由出卖人兰东公司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登记备案。合同后备注附件分别为:合同附件一《房屋平面图》;附件二《建筑材料及设备说明》;附件三《办公楼设计说明》;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手写体)。附件四内容为:(1)出卖人同意C楼的物业管理由买受人自行管理。(2)本合同是为了办公房预售登记备案,根据2003年7月1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订立。两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两合同不一致时,内容以本合同为准。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与2003年7月1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所附的补充协议内容一致。甘肃人寿公司提供的2005年5月10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盖有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专用章,兰东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无登记备案专用章。兰州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无2005年5月10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档案。签订该合同时,案涉项目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04年3月,兰东国际金融广场项目在兰州市城市建设开发管理处备案,领取《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手册》。

2007年12月19日,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2005年原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基础上,明确转换层费用、C楼办公楼增加的天然气调压柜费用由甘肃人寿公司承担;C楼面积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计算),面积计算给办公部分的,由甘肃人寿公司承担。双方加强配合,尽快做好办公楼部分收尾工作,办公楼交工时由买受人付清应付房款。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合同签订后,甘肃人寿公司依约向兰东公司付款总额为29693193元,最后一笔付款200万元于2009年1月支付,之前付款在2005年6月前完成。

原审法院还认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图纸设计、电梯、空调制冷、外装修、工程费用支付等多次产生分歧,发生多次函件往来。

2003年12月19日,兰东公司对甘肃人寿公司12月15日送达的《关于对国际金融广场C楼图纸审查意见的函》作出答复,明确兰东公司将与设计部门协商,对甘肃人寿公司提出的建筑、结构、给排水专业中设计不能修改的部分进行回复。12月29日,甘肃人寿公司回函,对上述涉及的问题提出要求。2004年3月16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关于对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正式全套施工图纸审查意见的函》,对兰东公司送交的图纸中未进行修改的问题反馈意见,要求兰东公司尽快组织人员,积极与设计部门联系进行修改。后附土建、电气、给排水等专业意见。2004年5月27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复函》,对正式全套施工图各专业所提的问题在各附件中进行回复,并提出设计变更引起工程造价等问题,两公司另行商议。2005年4月21日,兰东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与甘肃人寿公司对兰东国际金融广场项目(包括土建、暖通、喷淋、消防、给排水、电气工程等项目)签字形成《图纸会审纪要》。2007年4月29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州华晟建筑安装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兰东公司项目部发出《关于C楼计算机房取消原设计空调及水喷淋灭火系统的函》。

2003年12月4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2003)甘兰房字第××号函,明确提出根据前一日现场工作例会,甘肃人寿公司电梯选型还未确定,致使施工图不能完善,施工不能正常开展,为预防筏基施工完成后出现返工情况,造成不必要的额外投资增加,要求尽快解决电梯选型事宜。12月24日,针对上述问题,兰东公司再次发出要求尽快确定电梯选型事宜。2004年1月30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国寿人险甘函(2004)3号《关于对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电梯意见的答复函》,明确使用并提供中国讯达电梯S500P、S300PCL土建布置图。3月3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2004)甘兰房字第××号函,指出因裙楼所用电梯为无机房电梯,讯达电梯为有机房电梯,设计院要求进一步提供相关资料。未得到明确答复之前,无法进行施工。故希望甘肃人寿公司提供无机房电梯选型资料。2004年3月9日,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国际金融广场C楼电梯资料数据的重申意见》,重申C楼办公楼电梯型号为迅达300PMRL,家属楼部分电梯型号为迅达S500P,并要求兰东公司与设计部门联系给予设计解决。次日,兰东公司发出《回复意见》,对设计院出图未含电梯部分设计进行了说明,同时明确提出若按电梯资料的尺寸进行施工,直接使支护桩完全暴露、失稳,造成塌方危险,故提出甘肃人寿公司应根据现场情况提供完全满足设计要求的电梯资料。3月12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兰东公司国际金融广场C楼住宅、办公电梯选型的确定意见》,明确3月11日会议确定的电梯型号及地坑设计深度、井道净尺寸,明确C楼住宅电梯型号为迅达S500P、办公楼电梯型号为迅达300PMRL,要求对电梯选型尽快确认。3月17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国寿人险甘函(2004)11号函,明确对该公司购买国际金融广场C楼住宅、办公电梯的选型作出答复。2005年6月9日,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基建办签订《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住宅电梯协议》,明确兰东公司同意将兰东国际金融广场100户购买的C楼住宅部分电梯,由西门子OTIS高级电梯两部,改为迅达700PCL电梯两部。9月19日,甘肃人寿公司基建办通知兰东公司C楼住宅部分迅达500PCL电梯价格。2006年5月11日,兰东公司与甘肃海天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迅达电梯两部的购销安装合同。

2004年5月21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国寿人险甘函(2004)18号《关于购买国际金融广场C楼办公部分选用空调、制冷系统的函》,明确办公部分所需空调、制冷系统选型事宜意见,要求尽快与设计部门、供电部门联系,完成修改设计,满足施工需要。6月9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发出(2004)甘兰房字第××号《关于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空调、制冷系统变更设计院要求支付设计变更费的函》,载明:由于甘肃人寿公司在2004年5月12日例会中提出C楼空调由其订货,并在5月21日报送空调设备技术资料。设计院明确表示,正式施工图已于2004年2月4日出图,现空调制冷系统变更涉及各专业,变更量较大,提出支付设计变更费10万元。目前施工已到地下负三层,人防工程顶板的模板分项工程,在2-3轴交E-G轴的空调制冷机房,因制冷系统变更其设备基础已不能按原设计施工。请求尽快解决变更费用问题。6月11日,甘肃人寿公司《关于购买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商品房有关问题的函》,提出C楼施工招标、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按照合同约定C楼办公楼空调制冷系统由中国人寿公司负责选型和订货。

2008年5月29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办公部分土建、安装工程甩项内容的函》。6月5日,甘肃人寿公司答复,明确办公楼部分按照图纸设计施工。

2005年8月4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号楼外立面装饰方案的函》,因施工单位多次催促外装方案,已影响施工进度,要求抓紧确定外立面装饰方案。8月10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关于庆阳路新建办公楼外装饰的函》,载明:贵公司8月4日的《函》已收悉,经我公司研究决定,因资金困难,办公外装修用涂料粉刷装修。2006年5月8日,兰东公司发出(2006)甘兰房字第××号函,指出2005年12月就已要求甘肃人寿公司尽快解决办公楼部分的内外装修方案、综合布线、住宅部分的电梯间前室的装修方案、办公楼部分外窗的选型及所用材料、电梯和中央空调及其他设备订货和进场施工等问题。因上述问题始终未解决,C楼工程施工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施工单位要求赔偿停工费用。希望在5月30日以前解决问题。6月7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关于对兰东公司(2006)甘兰房字第××号函的复函》,指出兰东公司提出的要求限期解决关于办公楼部分内外装修方案等问题,不符合项目双方合同的约定,答复如以此为由继续拖延工期属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兰东公司承担。2008年8月15日,施工方兰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一建)就急需解决的问题向兰东公司发出《关于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办公部分施工情况有关问题的函》,明确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内外装修方案、办公部分电梯间前室装修方案、综合布线方案的确定及窝工损失等,希望在10月15日前解决。兰东公司于同年9月25日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确定C楼办公部分外装方案等问题的函》,就兰州一建的函件所载问题,明确系因甘肃人寿公司未能确定内外装修方案、办公部分综合布线方案而造成;同时提出由于中央空调主机设备的变更导致供电设备、变更设计费用增加,设备层成本结算的问题亦未予解决,冬季裙房空调保温费用的承担问题,要求予以回复。10月17日,甘肃人寿公司复函,明确C楼内部装修方案不存在重新确定问题,中央空调设备主机未变更,不存在增加费用问题。因工程未交付,空调安装在内的所有施工和管理义务属于兰东公司,C楼办公部分安排保温施工增加的费用由兰东公司承担。2008年11月11日,兰东公司法律顾问发出《律师函》,提出因外立面装修方案尽快确认、面积增加、施工变更产生的合同外费用1100万元及窝工损失等问题,客观形成逾期付款事实。若不能按期付款,将视为放弃购房权利,兰东公司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2009年9月14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通知》:鉴于双方草拟的《商品房建筑外装饰施工合同》中第七条未达成一致,导致双方未正式签订《商品房建筑外装饰施工合同》。但兰东公司现已擅自对庆阳路办公楼外立面进行施工。甘肃人寿公司正式通知兰东公司,对其擅自施工行为不予认可,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后果由兰东公司全部承担。望兰东公司尽快和甘肃人寿公司协商,签订正式合同后施工。11月3日,甘肃人寿公司就兰东公司办公楼外装修施工属违法行为,再次发出通知。11月5日,兰东公司回函,一是甘肃人寿公司拖欠房款数年,交涉无果,已给兰东公司造成严重损失。施工方因长期未结算工程款进行示威或围攻等。二是对C楼外立面装修方案一直不予确定影响整个项目验收,导致部分业主因产权证延期办理引发纠纷,造成巨大损失。三是C楼办公楼位于庆阳路主干道,工程外立面长期裸露不予装修影响市容市貌,相关部门已催促完工。另装修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已有数月,但一直拖延签订装修合同,在多方压力下,兰东公司只得垫资对外立面进行开工装修。同时提出收函后尽快商谈付款及装修事宜,否则,兰东公司有权另行处分该房产。2009年11月,甘肃人寿公司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递交《关于甘肃兰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施工情况的报告》,反映2009年9月该公司与兰东公司就办公楼外装修合同事宜进行协商,但在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兰东公司单方面擅自购买材料组织施工。请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上述违法建设行为尽快予以纠正。

2008年5月18日,兰东公司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对案涉项目进行验收,明确C楼办公部分1层至6层、地下负3层至负1层工程质量合格,工程内容已全部完成(室内、外装修除外),技术资料符合要求,同意竣工验收,形成验收记录,各单位在验收记录中盖章确认。2009年1月8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2009)甘兰房字第××号《交房通知》,要求甘肃人寿公司于接到通知后7日内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并支付到期款项。2009年1月13日,甘肃人寿公司发出《关于对兰东甘兰房字(2009)第001号文件的答复》,认为不具备交付条件,不予接受。2011年3月11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东公司发出《关于尽快办理“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幢(预售)商品房”地下三层、地上六层交付手续的函》,指出上述办公用房应在2005年8月18日交付,但至今未交付;要求尽快与甘肃人寿公司联系办理交付手续。

原审法院又认定,2012年5月,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提交了《房屋销售结算书》《庆阳路C楼办公部分结算方案》,对房屋销售结算书及结算总价5127.48万元的构成进行了明确。其中,银行贷款利息(产权登记面积大于约定面积的房价款贷款利息、外立面装修款贷款利息)为1245.4万元;分包单位赔偿款450万元;2010年8月房屋销售结算书总价3432.11万元(包括合同剩余款、变更费用、设备租赁及窝工费、外立面装饰工程、迟办房产证违约金)。2012年6月4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2012)甘兰房字第××号函,提出由于诸多原因,造成至今未交房。目前,质监站已验收合格,各种手续完备,达到交房条件。由于近年材料费、人工费上涨和设计变更等因素,经决定,包括所欠房款,甘肃人寿公司需再付5127.48万元。希望尽快付款,以便及时交房,防止再产生其他费用。2013年8月29日,双方召开会议协商解决房屋价格、土地证办理、物业等问题。兰东公司随后起草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总价款调整增加41406288元,移交标的物范围等内容,但甘肃人寿公司没有签字确认。2013年12月24日,兰东公司法律顾问再次发出《律师函》,认为现房空置多年,主要是甘肃人寿公司没有及时支付全房款的违约行为导致,兰东公司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按照双方8月29日商谈情况,甘肃人寿公司明确表示总公司同意购房款在已付款2969万元基础上,上调购房款4140万元,即双方同意合同总价变更为8096万元,剩余房款5127万元双方确认在2013年12月15日前支付,同时交付房产并办证,但至发函之日,未支付款项。若在12月31日之前不能支付剩余房款,兰东公司认为商谈结果作废,房产另行处理。2013年12月26日,甘肃人寿公司法律顾问就兰东公司12月24日《律师函》发出《复函》。明确合同剩余款项未能支付的根本原因,在于兰东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交房义务;近期虽就《商品房买卖合同》继续履行问题进行磋商,但未签署任何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上述合同继续履行问题仍在磋商中;若兰东公司擅自解除合同属违约行为,相应责任由兰东公司承担。

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盖章时间显示为2012年5月,建筑面积为7331.55平方米,合同交易价格为29326200元。该合同尾页加盖2014年1月14日兰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专用章。签订合同时间显示为2014年1月14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为173024580元,出售房屋范围为C楼1-6层,面积为7331.55平方米。2014年1月3日,聚丰公司通过兴业银行向兰东公司委托汇款173024580元。1月14日,兰东公司向聚丰公司出具29326200元购房款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1月16日,聚丰公司取得案涉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审法院另认定,2014年3月,甘肃人寿公司向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件,要求撤销兰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为聚丰公司办理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或房屋抵押登记。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驳回甘肃人寿公司起诉。甘肃人寿公司对其中4起案件提起上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3月7日,甘肃人寿公司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兰东公司继续履行其与甘肃人寿公司签订的合同。3月11日,兰东公司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兰州中山公证处对邮寄送达过程进行证据保全。9月,兰东公司以甘肃人寿公司为被告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兰东公司解除合同行为有效;甘肃人寿公司赔偿闲置租金、迟延付款违约金、窝工损失、支付住宅楼土地出让金等132268942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兰东公司诉讼请求。兰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兰东公司提出2009年1月8日案涉商品房符合约定交付条件的主张,证据不足,交付条件不成就,甘肃人寿公司拒绝收房不构成违约。先付款后交房的要求改变了原合同约定的履行顺序,甘肃人寿公司有权拒绝付款,其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迟延付款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房地产闲置资金损失。对外墙装修及工期延误造成的窝工损失不予支持。因兰东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甘肃人寿公司构成违约,兰东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其《解除合同通知》不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

第一,关于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

兰东公司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得相应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案涉项目于2004年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兰东公司在未与甘肃人寿公司合法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与聚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配合办理完毕产权登记手续。考量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的合同效力,主要看聚丰公司是否与兰东公司恶意串通,导致甘肃人寿公司无法取得房屋。恶意串通,应理解为表意人与相对人以恶意通谋实施某种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并从中受益。本案中,虽然甘肃人寿公司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了备案登记章,但经质证、比对,该合同最后一页有撕粘痕迹,且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在房屋登记机关办理预售登记。作为购买人的聚丰公司无法通过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行为查询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其根据预售许可证等登记备案内容明确兰东公司为合法的出卖人,并继而与兰东公司签订案涉C楼1-6层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尽到作为房屋买受人的注意义务。至于其与兰东公司前后签订两份价格不同的买卖合同问题,从聚丰公司实际支付价款的数额和兰东公司为聚丰公司开出的发票来看,该问题属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范畴,并不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甘肃人寿公司的行为表现。综上,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实际履行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未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甘肃人寿公司利益,故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

第二,关于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的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如果能履行,甘肃人寿公司请求交付房产、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如果不能履行,甘肃人寿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

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5份合同以及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现聚丰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且已完成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关于案涉房产买卖的相关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因此,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5份合同应当予以解除。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兰东公司交付房产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甘肃人寿公司要求兰东公司承担因其过错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导致合同解除的全部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合同已经解除,兰东公司收取的购房款29693193元应予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首先,该条规定明确赋予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等合同解除后的民事责任,并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权利。其次,民法上的赔偿损失是指违约方以支付金钱的方式弥补受害方因违约行为所减少的财产或者丧失的利益,包括所受损失和可得利益。考察前引司法解释第八条制定的背景及目的,该条规定的“损失”并不包括可得利益;而在房价涨速过快、涨幅较大的情形下,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在较短时间内一房数卖的行为,仅支持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所受损失,将会导致出卖人违约成本较低,客观上鼓励违约行为的后果,故该条特别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本案合同履行时间较长,导致案涉房屋差价较大,若仅适用前引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对甘肃人寿公司利益保护不够均衡。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133462875元损失,实际上指的就是可得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亦适用于合同解除的情形。因此,应当综合考虑以上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兰东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认定。

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外装修工程、综合布线、车库智能化管理系统、中央空调、制冷机组等内容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具有委托合同的特征。但该委托关系中权利义务直接涉及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在兰东公司2003年与甘肃人寿公司签订合同,至2014年将案涉1-6层房屋卖给聚丰公司长达11年间,导致房屋始终无法合法交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双方最初约定2005年8月18日交房,但从往来函件可以看出在图纸确定方面直至2005年4月才形成图纸会审纪要;就电梯选型事宜,从2003年12月开始磋商,甘肃人寿公司始终坚持要求选定电梯型号并要求设计部门给予解决,直至2006年5月才签订电梯合同;空调制冷系统的确定亦是经过多次函件往来,同时由于空调制冷系统变更发生在地下施工已经开始的状况下,亦产生设计变更费用问题;从2006年5月8日,兰东公司发出的(2006)甘兰房字第××号函《关于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影响施工进度的函》以及甘肃人寿公司的复函来看,2005年12月5日兰东公司已就办公楼部分的内外装修方案、综合布线、住宅部分的电梯间前室的装修方案、办公楼部分外窗的选型及所用材料、电梯和中央空调及其他设备订货等委托内容的问题要求甘肃人寿公司进行明确。施工方兰州一建2008年8月15日的函件也包括内外装修方案、办公部分综合布线方案的确定及窝工损失等内容。当事人双方就此问题函件往来多次。在外立面装修中,2005年8月甘肃人寿公司明确采用涂料,因该建筑物事关城市主干道路临街商业中心建设,兰东公司致函要求确认,至2009年9月,双方始终未正式签订《商品房建筑外装饰施工合同》。从2008年开始,兰东公司以《律师函》等相关形式就房屋实际面积增加、施工变更产生的合同外费用、窝工损失、施工方示威围攻、外立面装修方案不予确定影响整个项目验收所产生的系列损失等问题,向甘肃人寿公司进行反映、沟通。2012年兰东公司先后向甘肃人寿公司发出《房屋销售结算书》《庆阳路C楼办公部分结算方案》和(2012)甘兰房字第××号函,提出需再付5127.48万元款项的原因以及费用构成明细。2013年双方还为此召开座谈会议协商另行增加5127.48万元,双方虽未签字形成调整价款依据,但一系列事实说明,甘肃人寿公司在长期未能接收工程的情形下,对双方约定的内容及委托事项的完成将会产生大量的费用,再按照原价格、原交付条件履行有相应的障碍已有预计;兰东公司诉讼中提供了一些案涉房产的成本及因建设周期过长所产生的大量损失证据,虽然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成本及损失的具体数额,但间接证明相应成本的增加和损失的产生。甘肃人寿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虽为非违约方,但其负有对正在产生及将要扩大的损失及时止损的义务。对甘肃人寿公司、兰东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未能继续履行造成的损失,兰东公司作为违约方承担主要责任;甘肃人寿公司作为非违约方,对未积极履行配合义务导致损失的扩大负有次要责任。因此,在认定甘肃人寿公司可获取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时,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案中,2003年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实施。因此兰东公司应当预见到如果违反合同约定,根据该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其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除去应赔偿对方所受损失外,显然还可能包括惩罚性赔偿,即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甘肃人寿公司认为房屋差价就是合同未能履行对其造成的损失,该部分差价已经涵盖已付款资金利息等全部内容。因此,根据可得利益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对房屋差价损失也就是可得利益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酌情支持53744679.33元。

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兰东公司应承担甘肃人寿公司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29693193元,依据是前引司法解释第八条。如前所述,该条款是针对短期内一房数卖的恶意行为而规定的惩罚性损失赔偿,其功能不仅表现为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且主要在于惩戒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认为兰东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甘肃人寿公司构成违约,兰东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通过对合同无法全面履行的事实过程分析,甘肃人寿公司虽非违约方,但亦负有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就再行增加款项协商的事实也说明双方都意识到按照原条件履约存在一定障碍;而且建设项目从2003年持续到2012年,客观上势必造成建筑施工、设计、材料、资金成本的上涨,同时由于项目所处地理位置特殊,相关行政要求也随之严格、明晰,兰东公司在无法得到后续增加费用的许可下,将项目再次与他人签订买卖合同,这种实际情况与前引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的追求高利、恶意违约有一定区别。鉴于本案已经认定返还甘肃人寿公司已付款、酌情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故原审法院对甘肃人寿主张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确定为500万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补充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等五份协议;二、兰东公司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向甘肃人寿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29693193元,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3744679.33元、支付赔偿金500万元;三、驳回甘肃人寿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0333元,保全费5000元。由甘肃人寿公司负担472666.50元,兰东公司负担472666.50元。”

本院立案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后,依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四条规定,进行了审理前的准备。兰东公司提交了其与兰州一建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其于2008年至2010年支付兰州一建违约金的支票存根和收据,拟证明其承担了因甘肃人寿公司一方的履约行为导致工期拖延而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诉和答辩情况,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争执的问题是:(1)兰东公司赔偿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数额应否为案涉房产两次交易的差价;(2)原审判决第二项即兰东公司赔偿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53744679.33元应否撤销;(3)甘肃人寿公司可否依据本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请求兰东公司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4)原审判决第二项即兰东公司“支付赔偿金500万元”应否撤销。除上述争执问题外,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甘肃人寿公司在本案中行使请求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依据该规定,合同解除后,甘肃人寿公司作为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一方,在本案中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失赔偿请求权。其中,甘肃人寿公司上诉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29693193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予以支持,兰东公司也当庭明确承认,应予维持。综合本案审理情况,现就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上诉争点作出评断。

一、甘肃人寿公司举证证明了其存在可得利益损失,但对案涉房产必要交易费用及兰东公司可预见损失的具体金额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其请求赔偿案涉房产两次交易差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为实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损失赔偿请求权,甘肃人寿公司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所涉合同系因兰东公司违反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而解除,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损失赔偿请求权应当包括合同相对方甘肃人寿公司享有的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请求权。又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但书规定,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甘肃人寿公司就其实现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请求权的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责任提供证据。甘肃人寿公司对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即案涉房屋两次交易差价、案涉房屋交易的必要费用,以及兰东公司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约损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本院查明,甘肃人寿公司在原审程序中,提交了其与兰东公司于2003年7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实案涉房产系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幢办公用房。其中,地下3层为设备用房、车库、仓库等共3000平方米,1至6层共6494.36平方米,第7层为设备转换层,不计售房面积,水箱间为140平方米。该合同以及当事人双方于2005年5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约定建设面积为9634.36平方米,总价款为39561705元。此外,甘肃人寿公司还提交了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证实聚丰公司购买兰东公司坐落在兰州市城关区,面积为7331.55平方米,总价为173024580元。甘肃人寿公司据此主张其可得利益损失为两次交易的差价133462875元。但是,兰东公司仅向聚丰公司出售1至6层,不包括其向甘肃人寿公司出售的地下3层;且该1至6层比兰东公司出售给甘肃人寿公司房产1至6层面积多出837.19平方米。兰东公司两次出售的标的物及面积并不一致。经释明,甘肃人寿公司放弃对案涉房产地下3层和第7层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请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于2007年12月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该C楼1至6层为办公部分,其中多出面积837.19平方米的费用应由甘肃人寿公司承担,即此面积价款不包含在2005年5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产价款之内,应当从兰东公司与聚丰公司交易中折价扣除,不应计入案涉房产两次交易的差价。

甘肃人寿公司在原审程序中提交了两次证据。所提交证据分别在《证据清单》和《补充证据清单》列明,其中不存在证明案涉房屋交易必要费用以及兰东公司可预见损失的证据。甘肃人寿公司在原审程序中也未就案涉房屋交易必要费用及兰东公司可预见损失提出主张,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述事实,甘肃人寿公司明确予以承认。应当认定甘肃人寿公司就此未尽到主张责任和举证证明责任。

本院认为,甘肃人寿公司举证证明了兰东公司两次交易案涉房产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额,其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请求权应予支持。但是,甘肃人寿公司请求兰东公司应当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的数额为案涉房产两次交易差价的主张,因举证不足,兰东公司也不认可,本院不予支持。

二、兰东公司举证证明了甘肃人寿公司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事实,但是对应当扣减的具体金额没有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其撤销原审判决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可得利益损失范围的确定,除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但书规定外,还应适用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减损规则、第一百二十条及本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的过失相抵规则,以及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损益相抵规则。即,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对方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费用。兰东公司应当对其所主张的甘肃人寿公司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甘肃人寿公司因兰东公司违约而获得的利益以及甘肃人寿公司亦有过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原审程序中,兰东公司辩称甘肃人寿公司在案涉合同履行中对未恰当履行配合义务负有过失、因合同变更享有利益,以及工期延长成本增加,并举示了证据。原审判决支持了兰东公司的部分主张,并进而认定:“对甘肃人寿(公司)、兰东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未能继续履行造成的损失,兰东公司作为违约方承担主要责任,甘肃人寿(公司)作为非违约方,对未积极配合导致损失的扩大负有次要责任。”

兰东公司上诉称,“一房二卖”的责任在于甘肃人寿公司,其不应当承担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兰东公司将案涉房产再次出售给聚丰公司,对甘肃人寿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在本案开庭审理中,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兰东公司应当对甘肃人寿公司承担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责任。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之间就案涉标的物产生的部分权利义务在另案即本院(2015)民一终字第87号判决中已作出认定,即甘肃人寿公司拒收房产、拒绝付款不构成违约,兰东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中,甘肃人寿公司未积极履行配合义务,并非违反案涉合同约定,亦非阻却兰东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事由,不足以免除或抵销兰东公司因根本违约应承担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责任,只能产生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的扣减责任。兰东公司关于其不承担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本案第二审程序中,兰东公司又举示了其与兰州一建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其于2008年至2010年支付兰州一建违约金的支票存根和收据,拟证明:截止到2007年12月5日,兰东公司向兰州一建支付违约金总共300万元及此后至装修工程结束的项目部留守人员工资;兰东公司又于2008年至2010年向兰州一建实际支付违约金3298086元。在原审程序中,兰东公司提交《庆阳路C楼办公部分结算方案》(2012年5月12日),其中,第二项分包单位赔偿款450万元中已经包含支付给“市一建”的赔偿款。因此,兰东公司所称前述新证据记载的部分款项,应当包含在形成于此新证据证明付款时间之后的该结算方案之内。兰东公司所提交的《补充协议》及支票存根和收据,与上述结算方案记载的款项重叠,不足以推翻上述结算方案记载的款额,且即使该支付违约金具体数额的主张成立,因其他各项扣减数额不确定,也不足以认定从房产两次交易差价中应扣减的总金额。故该新证据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兰东公司有关损失扩大的上诉主张已为原审判决所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了甘肃人寿公司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但是,兰东公司的上诉没有进一步具体指明该相应责任的性质、范围及比例,此上诉理由不成立。

兰东公司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且使用甘肃人寿公司已付购房款,获得巨大市场溢价,应当承担违约损失赔偿的责任,其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本院(2015)民一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针对兰东公司起诉甘肃人寿公司违约行为认定“甘肃人寿(公司)拒绝收房不构成违约”,并无关于甘肃人寿公司所称“兰东公司逾期交房存在重大违约”的事实认定。本案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根据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认定“甘肃人寿公司作为非违约方,对未积极配合导致损失的扩大负有次要责任”,既不构成对本院(2015)民一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结果的否定,也与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矛盾。前诉判决认定甘肃人寿公司不构成违约,驳回了兰东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判决在该前诉判决的基础上,认定甘肃人寿公司为非违约方,不承担违反案涉合同约定的责任,但是,并不意味着甘肃人寿公司作为非违约方,不承担“未积极配合导致损失的扩大”责任。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2003年7月11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也概括约定:“施工过程中若发生合同范围以外的其他问题双方协商解决。”案涉楼房建设过程中,甘肃人寿公司在施工图纸审核、电梯选型及施工、空调及制冷系统设计变更和外包,以及外立面装修方案商定等事项上未尽到协助配合义务,致使工程延期,应当承担损失扩大的相应责任。

2003年7月11日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05年8月18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若遭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出卖人应在发生之日起15日内告知买受人,经双方协商同意确定延期天数。”至2005年4月21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甘肃人寿公司就案涉工程图纸会审,最终形成《图纸会审纪要》。此时距案涉房产约定的交付使用期日不足4个月。案涉房产没有按约定期日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案涉房产交付期日经过后,根据该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甘肃人寿公司作为买受人可按“每延迟一日罚违约金2000元”的约定,请求出卖人兰东公司支付违约金。但是,甘肃人寿公司在交房期日过后一直未提出此项请求;逾期90日后,甘肃人寿公司也没有依据该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及请求兰东公司返还已付房款并按累计已付款的10%偿付违约金。在交房逾期后,兰东公司没有催告甘肃人寿公司行使解除权。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交房逾期后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应当认定有关2005年8月18日交房期日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已经失去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有关交房期日的约定,事实上变更为无确定交房日期的合意。当事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随时请求对方交付或接收案涉房产。因工程延期,成本增加,损失扩大,甘肃人寿公司与兰东公司均负有责任。兰东公司眠于权利之上,应当对损失扩大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甘肃人寿公司对其未积极配合导致损失扩大负次要责任,并无不当。甘肃人寿公司以2005年8月18日为交房期日,主张兰东公司交房逾期,构成重大违约,既未经本院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也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甘肃人寿公司以兰东公司交房逾期构成重大违约为由,主张不承担止损扣减责任,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三、本案不适用本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甘肃人寿公司不享有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的“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请求权。

案涉房产是按照特定买受人甘肃人寿公司的办公使用意图和特定要求,由出卖人兰东公司建造并出售的特定标的物,有别于前引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向社会销售”的房屋。2003年7月1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之附件三《办公楼设计说明》第六条约定,工程所需主要材料的订购、加工的成品、半成品必须经乙方认可同意方可订货、进货、施工安装,否则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双方成立设备、主要材料采购招标领导小组,共同负责设备、主要材料招标;第五条约定,由甘肃人寿公司选定监理单位,委托出卖人签订监理合同,监理费由甘肃人寿公司直接付给监理单位;第七条约定,外装修由甘肃人寿公司委托出卖人进行装修设计、负责施工,费用不包含在总房款中。2005年4月21日,甘肃人寿公司、兰东公司及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最终完成图纸会审。2007年12月1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加强配合,尽快做好办公楼部分的收尾工作,办公楼部分交工时买受人付清应付房款。以上证据充分证明,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无论从买受人特定、标的物特定、建造要求特定,还是从建设工程分工实施的履行事实来看,案涉房产都不应认定为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公开出售的商品房。

本案所涉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记载的是包括商品房买卖、委托建设等在内的复合型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单纯的商品房买卖关系。本案标的物之案涉房产,不仅是作为主体建设工程成果的建筑物本身,还包括名称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外的电梯选型及安装、空调制冷系统装配、外立面设计装修以及综合布线等分项工程实施形成的附属物,而非仅为单纯买卖合同关系指向的物件。诉争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仅及于案涉房产的交换环节,还包括房屋图纸设计和建设施工等环节。因此,案涉房产的价值并非系争当事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约定的总价款,还包括主体工程变更和分项工程的价款。如果仅仅按合同文本约定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为基数,计算兰东公司将案涉房产分别出卖给聚丰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的差价,势必掩盖了上诉系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之外的分项工程附着于案涉房产的实际价值。本院曾就案涉房产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有关工程、设备及其价款事项做出的特别约定,与商品房买卖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具有委托合同的特征,不具备合作建房性质。而且有关工程、设备及其价款事项的约定如何定性,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案涉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不产生实质影响。”该认定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上区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与委托合同关系,确认了兰东公司与甘肃人寿公司在该案中的法律关系,但并未否认标的物即案涉房产价值的两个来源,即案涉房产的价值不仅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款,还包括该合同之外的分项工程形成的价值;也未否认上诉系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所载明的包括商品房买卖、委托建设等在内的复合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作为单纯调整商品房买卖关系的前引司法解释不能成为处理本案的规则依据。

此外,前引司法解释第八条在规定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之外,还赋予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此项责任即惩罚性赔偿责任,其功能在于保护诚信,制裁恶意违约。通说认为,在私法领域,无论侵权之债还是违约之债,赔偿责任重在填补损失,不在惩罚。即使在侵权之诉中,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得适用。在合同纠纷诉讼,特别是商业经营合同纠纷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责任自无作为一般原则予以适用的余地。因此,该规定应当严格限制适用。兰东公司多次催款交房,甘肃人寿公司拒绝付款及接收房产。案涉房产在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交工后,兰东公司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为减少因甘肃人寿公司未积极履行配合协助义务而不断扩大的损失,将案涉房产出售给聚丰公司,不应当认定该违约行为存在应当课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恶意。加之,案涉房产并非本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向社会销售”,甘肃人寿公司购买案涉房产为商业办公而非公民居住之用,其以出卖人兰东公司根本违约为由,请求兰东公司偿付一倍的已付购房款赔偿金,缺乏事实根据,与法意亦有不合,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兰东公司有关非恶意违约、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成立。原审法院判决兰东公司承担5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金,缺乏理据,应予纠正。

四、原审判决以酌定方式裁量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并无不当。

甘肃人寿公司举证证明了兰东公司“一房二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且两次交易价差巨大,存在可得利益损失等基本事实,但是,就其可得利益损失的金额这一具体事实,没有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甘肃人寿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可得利益损失数额的主张,原审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难以作出可得利益损失金额的认定。兰东公司举证证明了案涉工程延期导致成本增加,损失扩大以及甘肃人寿公司在止损义务履行、过失相抵、损益相抵等方面存在可责之处,其有关此类基本事实的抗辩主张成立;但是,兰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从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案涉房产交易差额中应当扣减的金额,兰东公司同样没有尽到举证证明责任。

原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补充了证据,但这些证据没有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当事人均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的申请。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有关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这一具体事实的主张均属于举证不能。在本案二审开庭审理中,甘肃人寿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鉴定案涉楼房地下3层、地上1至6层的建设成本以及地下3层的房产价值。鉴于甘肃人寿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不包含地下3层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且该鉴定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也没有预交鉴定费用。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允准。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关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情形。当事人在原审程序已经用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证明措施。原审法院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对可得利益损失金额仍未能获得定案所需的全部证据。

另外,有关待证事实即可得利益损失金额的认定所需证据,原审法院展开过法庭调查,当事人进行了有效质证,并就该事实争点进行了充分辩论。当事人双方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均明确表示同意由人民法院酌定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在这种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经验法则,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认定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非无理据。

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种不利后果是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时,当事人应当承担其诉讼主张得不到支持的诉讼风险,但并不一定是其诉讼请求必遭驳回的败诉后果,当事人应当承担因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而带来的诉讼风险。即使当事人主张原审法院酌定赔偿金额有所偏差,该不利后果之风险也应由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来承受,该当事人应当容忍这种裁量结果。可得利益损失金额属于具体损害程度的裁量问题。在裁量结果没有明显失当的情形下,第二审法院不应再次行使自由裁量权以推翻原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结果。

因此,原审法院在本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酌定方法确定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并不缺乏正当基础。甘肃人寿公司和兰东公司主张原审判决以酌定方式裁量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五、原审判决酌定的赔偿金总额并无明显失当。

兰东公司将案涉楼房1至6层出售给聚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甘肃人寿公司在诉讼中声明放弃案涉约定房产的地下室及设备层的可得利益,仅主张赔偿因违约出售案涉房产1至6层带来的可得利益损失。兰东公司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赔偿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该可得利益损失金额应为:系争楼层实际出售总价款与约定总价款之差额,扣除系争合同外兰东公司付出的款项及利润和甘肃人寿公司尚未支付的约定款项利润,以及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扣除的必要交易成本、兰东公司不可预见的损失金额和因损益相抵、过失相抵、止损义务违反等应由甘肃人寿公司承担的款额。

上诉系争合同外兰东公司付出的款项包括:

第一,根据兰东公司先后与甘肃人寿公司和聚丰公司签订的房屋出售合同约定,兰东公司转让给聚丰公司的案涉楼房1至6层面积多于其出售给甘肃人寿公司面积837.19平方米。按照2003年7月1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因设计变更造成面积差异,双方不解除合同的,应当签署补充协议。2007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C楼面积计算,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面积计算给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C楼办公部分的,费用由该公司承担。”根据2003年7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1至6层每平方米均价约为[(39561705-9000000-224000)÷6494.36]即4671元。多售出面积837.19平方米的价值为391.05万元。兰东公司提交的2008年10月24日《关于支付兰东国际金融广场C楼办公部分售房余款事项的函》第二项记载,实际建筑面积1至6层增加(836.99平方米)应补差价为(3638936.50-732000)即2906936.5元。此外,还记载二楼中空面积101.62平方米,应补价款609720.00元;办公部分多功能厅层高为5.8米,建筑面积为391.69平方米,应补价款99880.95元。该多售出的面积价值总计3616537.45元。在上述两种测算结果中,兰东公司自认并主张的数额较少,可认定房价补差为3616537.45元。

第二,《庆阳路C楼办公部分结算方案》载明,兰东公司支付外立面装修费用380万元。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外装修由买受人委托出卖人设计,负责施工,费用不包含在总房款中。尽管兰东公司最终将甘肃人寿公司指示的涂料改换为马赛克,但是,作为案涉房产价值的组成部分,该部费用包含在案涉房产实际出售价款之内,应当从中予以扣除。此外,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十条约定,综合布线和车库智能化管理系统不包含在总房款以内;第十一条约定,中央空调、制冷机组不包括在总房款以内。庭审中,甘肃人寿公司称双方对这些费用没有争议,兰东公司也没有相应主张。该等费用,本院不予认定。

以上两项款额总值为7416537.45元,应当从案涉房产实际出售价款中扣除。

系争当事人双方均承认《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款中,尚有(39561705-29693193)即9868512元未支付。根据以上测算数据,案涉房产的出售利润率大致为[(173024580-39561705-7416537.45)÷(39561705+7416537.45)×100%]即268.31%。因此,以上未付款与应扣款的利润为[(9868512+7416537.45)×268.31%]即46377516元。此笔未付款所带来的出售利润,应当从第二次出售收益中予以扣除。因此,案涉房产二次出售可得利益损失不应高于(173024580-39561705-7416537.45-46377516)即79668822元。

另外,按照兰东公司一方提供的结算材料,亦可对本案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作如下考量:

2012年6月4日,兰东公司以(2012)甘兰房字第××号函致甘肃人寿公司称:“由于今年材料费、人工费上涨和设计变更等因素,经我公司核算,报董事会研究决定,贵公司所欠房款共需再付5127.48万元。”2013年8月29日,兰东公司将总价款调整增加41406288元。2013年12月24日,兰东公司发出《律师函》称:“在已付款2969万元基础上,上调房款4140万元,即合同总价变更为8096万元,剩余房款5127万元在2013年12月15日前支付。”

根据兰东公司《庆阳路C楼办公部分结算方案》,2012年4月11日,兰东公司结算总价为5127.48万元。扣除其中明显不属于1至6层建造成本的款项共计6529405元,其中包括设备层1029325元,观光层1300080元,地下室补差价,迟办房产证违约金420万元。甘肃人寿公司应付总价款44745395元。此应付总价款再加上已付房款29693193元,兰东公司要求甘肃人寿公司支付的案涉房款总计不应超过74438588元。

案涉楼层市场利润率为第二次出售市场收益除以案涉楼层应付房款之商,即利润率不低于[(173024580-74438588)÷74438588×100%]即132.44%。因此,合同外兰东公司付出的价款与甘肃人寿公司未付约定价款的利润为[(7416537.45+9868512)×132.44%]即22892320元。

以上估算的款额再扣除当事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的损失扩大等数额,兰东公司应当赔付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不高于[(173024580-74438588-7416537.45-22892320)]即68277135元。

因兰东公司和甘肃人寿公司未能分别就损失扩大、损益相抵、过失相抵、必要费用,以及不可预见等因素应扣减的金额完成各自举证证明责任,这些金额还应当从上述可得利益损失估值中酌情予以扣减。即使不考虑违约方可得利益损失的预见范围因素,该款额远远低于甘肃人寿公司请求的案涉房产两次交易之差额即133462875元。甘肃人寿公司请求以案涉房产两次交易的差额作为其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明显不能成立。

兰东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可得利益损失数额超出其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损失,并援引案涉合同约定违约金计算方法作为其主张的依据。

经查,2005年5月10日,系争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如出卖人逾期交房每延迟一日罚违约金2000元。逾期90日后买受人可解除合同。出卖人返还买受人已交房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0%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此约定为因逾期交房及合同解除后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属于双方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逾期交房违约损失的认定依据。但是,本案所涉合同系因兰东公司根本违约而解除,与本条约定的因逾期交房导致合同解除,在违约事实上确有不同。兰东公司主张以此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作为可预见损失认定标准,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鉴于本案诉争可得利益损失根本上系因甘肃人寿公司未适当履行配合协作义务致使工期拖延、交房延期,兰东公司为避免本方损失扩大将案涉房产转售他人的事实而发生,特别是当事人就房屋交付期限与价款变更没有达成新的协议的情况下,案涉房产在约定交房期限拖延近十年之后再转售他人,房产和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由此带来的可得利益,应非案涉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能预见或应当预见。事实上,仅就逾期交房这一违约损失的约定来看,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售楼差价是可预见损失(2000×90天+29693193×10%)即3149319.3元的4238%。若不解除合同,至甘肃人寿公司起诉时逾期交房9年计算,违约金为657万元,则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是违约金的2031%。此外,甘肃人寿公司以29693193元的成本,在兰东公司屡次要求交房并主张因工期大幅延长而增加的成本及设计变更费用的前提下,主张获得133462875元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其已付房产价款的收益率达449.47%,大大高于前述估算的案涉房产出售利润率268.31%或132.44%。因此,甘肃人寿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远远超出了房地产行业经营的通常预期。合同法将预见的时间规定为“合同订立时”而非“违约行为发生时”,以防止当事人利益明显失衡。

原审判决以案涉合同订立时,本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实施为由,将该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的对方所受损失和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作为兰东公司可预见损失的范围,有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但书规定的文义,也不合乎系争房产交易的实际情况。

学术通说和司法惯例认为,违约方在缔约时只需要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损害的类型,不需要预见到损害的程度或具体数额。考量本案交易的性质、目的等因素,兰东公司可预见的损害类型应为楼房分项工程经营利润损失和房产转售利润损失。转售利润并非必然为二次销售的价差,应依合同的性质和履行情况而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兰东公司提供的结算材料估算,即使在不考虑法定扣减因素的情况下,案涉房产二次出售可得利益损失也不应高于79668822元或68277135元。案涉房产的出售利润率大致在268.31%与132.44%之间。依甘肃人寿公司实际付款总额29693193元估算,利润在79669806元与39325665元之间。若按兰东公司结算方案主张的数据及其与甘肃人寿公司实际履行情况,甘肃人寿公司应得的利润不应低于[173024580-29693193-(44745395+7416537.45)×(1+1.3244)]即22086191元。因此,甘肃人寿公司能够获得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总额大致在79669806元至22086191元之间。参考依兰东公司结算方案估算出的可得利益损失额上限68277135元,人民法院应当在上述区间内,斟酌法定扣减因素,具体确定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金额。

原审判决在考虑了法定扣减因素之后,将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额酌定为甘肃人寿公司已付购房款及其年利率为6%共计13.5年的利息,即53744679.33元。原审判决以已付购房款加逾期交房的年息为标准,酌定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尚不充分,此酌定金额稍显偏低。本院认为,在考虑系争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计算标准和法定扣减因素基础上,应适当增加因根本违约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以防止当事人双方利益失衡。另因原审判决认定惩罚性赔偿500万元,欠缺理据,该惩罚性赔偿金应充作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金额,以填补甘肃人寿公司可得利益损失。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酌定损失赔偿总额与损害程度基本相当,判决结果并无明显失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9380.34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负担563856.94元,由甘肃兰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3552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文生

审判员  王云飞

审判员  崔晓林

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衡飞玲

书记员朱娅楠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辖终9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明光北路1166号。

法定代表人:冷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冠扬,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军,北京柳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法定代表人:董明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泓,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89号1号库房301。

法定代表人:张

上诉人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公司)、一审被告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晶东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初34号之一民事裁定(以下简称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奥克斯公司上诉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广东省不是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首先,从公证文书记载的内容来看,格力公司购买奥克斯空调的实际行为发生在网络销售平台京东商城,因此实际销售商是京东商城。格力公司并未提供运营该网络销售平台的公司的注册地或服务器所在地的证据,从现有证据无法确认销售商京东商城的管辖地。其次,格力公司“下单”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之一,下单行为发生在广东省不能作为被诉侵权产品销售地的依据。下单仅是买的行为,而下单指令被记录在京东商城的服务器中从而形成一份有效的订单,即所谓的“接单”才是销售行为。因此,网络销售行为的开始应发生在服务器所在地。格力公司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明确的服务器所在地。再次,格力公司的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发货”行为发生在广东省。公证书中并未记载货物的物流信息,无法知晓货物从何处发出。根据生活经验,货物应由京东商城发出,至于具体的发货地往往是不同的,至少在本案中并不明确。又次,虽然广州晶东公司开具了产品发票,但是广州晶东公司不应视为实际的销售者。格力公司通过网络平台下单购买产品,京东商城接单形成订单并提供产品,格力公司所订立的买卖合同的对方主体是京东商城,而非广州晶东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至于京东商城与广州晶东公司的关系,格力公司并未提出证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广州晶东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并非格力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广州晶东公司不是实际销售者,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最后,由公证文书记载的内容仅能得知收货地在广东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无论是下单、发货还是收货,均发生在广东省地域范围内”的事实认定错误。广东省仅是格力公司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收货地,不宜据此将广东省视为销售行为实施地。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裁定认定,在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中,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在确定管辖时,不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收货地作为管辖连结点。该裁定所确立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本案。相反,只要格力公司在京东商城进行下单、收货,就可以根据收货地址随意选择本案的管辖权,则违反管辖权的确定原则。(二)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不属于共同侵权。本案中格力公司起诉奥斯克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包括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起诉广州晶东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包括销售,两被告的被诉侵权行为不同。这也说明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不存在直接关联,客观上不存在共同的被诉侵权行为,主观上不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或意思联络。此外,公证书亦不能证明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或意思联络。因此,即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对于广州晶东公司具有管辖权,亦不能由此获得对于奥克斯公司的管辖权。综上,奥克斯公司请求本院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格力公司答辩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不应移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首先,格力公司从京东商城公证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京东商城作为网络平台,并非实际销售主体,实际的销售行为由网络平台上的店铺实施。其次,涉案公证书显示,广州晶东公司向格力公司开具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发票,并向格力公司实际交付被诉侵权产品。广州晶东公司作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者,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广州晶东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销售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首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涉案公证书显示,广州晶东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并且所述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在广东省。其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被诉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裁定所针对的是侵害商标权纠纷,本案是侵害专利权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具有同一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被诉销售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即被诉侵权产品的收货地人民法院应当具有管辖权。本案中,涉案公证书载明的收货地为广东省珠海市,广东省珠海市属于被诉销售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最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销售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中,格力公司以被诉侵权产品制造者奥克斯公司与销售者广州晶东公司为共同被告起诉,且广州晶东公司的销售地在广东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销售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格力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第二款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实施主体、侵权行为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否依据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获得管辖权等问题均有争议。因此,上述焦点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广州晶东公司是否本案被诉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否依据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获得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广州晶东公司是否本案被诉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

本案中,格力公司提交了记录其通过京东商城购买13款被诉侵权产品的公证书及另外2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发票,用以证明广州晶东公司实施了销售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奥克斯公司主张,格力公司通过网络平台下单购买产品,京东商城接单形成订单并提供产品,上述网络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应为京东商城,并非广州晶东公司。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诉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应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在某些情形下,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可能并非唯一。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销售发票记载的销售主体原则上可以认定为被诉销售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本案中,为证明广州晶东公司的销售事实,格力公司提交了记录其网购13款被诉侵权产品的公证书,公证书中均有销售发票,另外2款被诉侵权产品虽没有公证书,但亦有销售发票。从全部15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发票看,发票上不仅记载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具体型号,还盖有“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的发票专用章,同时部分发票在左上角有“京东”标识,部分发票在收款人栏记载为“京东商城”。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广州晶东公司显然是上述15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主体之一,是本案被诉网络销售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第二,本案是专利侵权纠纷,并非产品买卖合同纠纷,判断被诉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时,原则上并不受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奥克斯公司关于本案被诉网络销售行为的实施主体不是广州晶东公司、广州晶东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等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否依据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获得单独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

奥克斯公司主张,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被诉侵权产品的发货地、广东省仅是被诉侵权产品的网络购物收货地,因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能以广州晶东公司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获得管辖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依据广州晶东公司的住所地确定管辖的问题。前已论及,广州晶东公司为涉案15款被诉侵权产品的网络销售商,其住所地位于广东。显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广州晶东公司的住所地获得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第二,关于依据广州晶东公司的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的问题。本案中,广州晶东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通过网络销售本案15款被诉侵权产品。被诉侵权产品系通过网络进行销售,依据网络销售商的被诉销售行为地确定案件管辖权时,被诉销售行为地的认定既要有利于管辖的确定性、避免当事人随意制造管辖连接点,又要便利权利人维权。在网络环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具体到本案,首先,关于附有出库单的9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从格力公司提交的证明其网络购买涉案13款被诉侵权产品的公证书看,其(2017)粤珠横琴第8191、8192、8193、8194、9195、8196、8197、8198、8199号公证书附有被诉侵权产品出库单,且出库单上均记载有“佛山2号库”字样。该记载表明,上述9份公证书涉及的被诉侵权产品的储藏地均在广东省,并可合理推定被诉侵权产品的发货地在广东省。由于上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和发货地均在广东省,因此可以认定广东省为上述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其次,关于未附出库单的其他6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除上述9款被诉侵权产品外,其他6款被诉侵权产品包括4款公证购买的被诉侵权产品及仅有购买发票的2款被诉侵权产品均未附出库单。本案现有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该6款被诉侵权产品的储藏地或者发货地位于广东省,但根据该6款产品与前述9款产品的销售主体均为广州晶东公司、购买过程均为通过京东商城网络购买等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定该6款产品的储藏地或者发货地亦位于广东省。可见,基于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未附出库单的6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亦位于广东省。由于本案15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均位于广东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广州晶东公司的被诉销售行为地获得针对广州晶东公司本案纠纷的管辖权。第三,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的问题。奥克斯公司主张,广东省仅是格力公司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收货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裁定确立的规则,不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前已论及,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或者合理推定格力公司通过网络购买的15款被诉侵权产品的储藏地或者发货地均位于广东省。一审裁定关于“无论是下单、发货还是收货,均发生在广东省地域范围内”的事实认定并无明显错误。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审裁定以格力公司网络购物的下单和收货行为地作为认定本案被诉侵权产品销售地的依据,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储藏地或者发货地均位于广东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据此获得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因此,本案并非单纯依据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管辖依据的情形,与本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裁定确立的规则并无冲突,一审裁定的上述错误并不影响本案纠纷管辖权的确定。综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获得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奥克斯公司关于无法确定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发货地、广东省仅是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网络购物收货地等相关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

奥克斯公司主张,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不属于共同侵权,即便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对于广州晶东公司具有管辖权,亦不能由此获得对于奥克斯公司的管辖权。奥克斯公司的该上诉主张实质提出了格力公司将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的问题。本院已经阐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广州晶东公司的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获得单独针对广州晶东公司的本案纠纷管辖权。根据奥克斯公司的上诉主张,仍需要进一步阐明奥克斯公司与广州晶东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是否构成必要共同诉讼。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在侵权纠纷领域,多个被诉行为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时可以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构成必要共同诉讼,但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并不限于基于共同侵权形成的共同诉讼。在多个被诉行为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时,仍可以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以及防止判决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等政策原因构成必要共同诉讼。对于后一类必要共同诉讼,一旦原告选择在同一案件中对多个被告共同起诉,法院仍可以合并审理而无需征得被告的同意。当然,如果原告选择对多个被告分别起诉,法院并不必然需要在特定诉讼中追加其他关联主体参与诉讼。第二,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如果专利权人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该诉讼可以构成后一类必要共同诉讼。原因在于:首先,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专利权人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作为共同被告时,尽管制造商和销售商分别实施了不同的侵权行为,但是其侵权行为密切关联。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商制造并售出被诉侵权产品后,下游销售商的销售行为属于制造商制造、销售行为的自然延伸。两者针对的被诉侵权产品相同,均以同一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为基础,且侵权结果部分重叠,从而形成了部分相同的诉讼标的。其次,防止裁判冲突的政策考虑。由于针对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商的诉讼均以同一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为主要诉讼标的,将两者作为共同被告一并予以审理,可以有效防止或者减少裁判冲突的可能性。再次,经济效果的政策考虑。将针对被诉侵权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商的诉讼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一并予以审理,既可以避免专利权人分别起诉制造商和销售商时可能造成的双重得利,又可以适度减轻专利权人的维权成本、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以及法院的审理成本。最后,这类必要共同诉讼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对侵权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未起诉销售者,侵权产品制造地与销售地不一致的,制造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的,销售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这一规定事实上已经将针对制造者与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的诉讼作为后一类必要共同诉讼予以对待。本案中,奥克斯公司系被诉15款侵权产品的制造商,广州晶东公司系被诉15款侵权产品的销售商,格力公司将制造商奥克斯公司和销售商广州晶东公司一并作为共同被告,构成后一类必要共同诉讼。销售商广州晶东公司的被告住所地和销售地法院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朱 理

审判员 毛立华

审判员 佟 姝

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博

书记员刘方方

 

  •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415号      魏文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再4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国春,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峰,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

负责人:姜鹏飞,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克成,男,该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旭,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韩国春与再审申请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因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07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鉴于本院已于再审审查阶段公开开庭询问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国春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三项,保留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围坝修复及注水损失共计1956244.11元,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负担。具体理由如下:1.韩国春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2011年鱼塘水面和鱼池内土质仍存在污染,2011年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仍在打捞清理原油。第一组新证据是韩国春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安全科长刘福山2017年2月19日的电话录音、韩国春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捞油队长蔡北罡2017年3月10日的电话录音;第二组新证据是经公证的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法检查员闫喜东2017年4月25日出具的《证言》;第三组新证据是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宝石村委会)2017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2.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油井泄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均系清理油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相关费用系因鱼塘受污染而产生的合理费用,二审判决没有支持这两部分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辩称:韩国春的再审请求违法,不应得到支持。1.韩国春鱼塘围坝的损毁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无关,一审、二审法院均已认定围坝系被洪水冲毁。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受法院委托出具的白价认鉴法字[2011]16号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价格鉴定结论书)中关于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2.韩国春在泄洪区内养殖系违法行为,相应违法所得不应支持,且价格鉴定结论书对其2011年未养鱼损失的评估结果仅是理论数值,韩国春并无实际损失。

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韩国春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韩国春负担。具体理由如下:对二审判决未予支持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费用的部分无异议,但二审判决认定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错误。1.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大-119号油井系在嫩江涨水后被人为破坏从而发生原油泄漏,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本身没有实施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符合环境污染侵权构成要件。2.韩国春的损失不是原油泄漏所造成,而是由于嫩江涨水超过鱼塘堤坝导致鱼流失。3.大-119号油井是产量极低的封闭井,泄漏的原油基本都被洪水冲入下游河道,经过中石油吉林分公司长达7天的认真清理,极少量流进韩国春鱼塘的原油也已全部清理完毕。韩国春参加了清理且未对清理结果提出异议,说明鱼塘不存在污染,没有挖坝放水清理油污的必要。韩国春应对扩大损失承担责任。4.韩国春提交的水质监测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一是围坝被洪水冲毁,鱼塘内的水基本全部流失,水质样品并非取自原有现场;二是该监测不是依法进行的司法鉴定,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没有参与,时间上也不能保证没有发生其他污染事实。5.二审判决根据价格鉴定结论书确定赔偿数额错误。价格鉴定结论书是按照正常情况计算养殖损失,忽视了洪水因素。关于鱼塘面积的认定,二审法院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提交的《示意图》系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定存在错误。韩国春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所确认的103公顷养鱼面积中,经实地测量,有90多公顷在连续不涨水的年度都是田地,只有被堤坝围起来的10公顷才是鱼塘。6.韩国春在泄洪区内筑坝养鱼属于违法行为,其养鱼损失不应得到保护。

韩国春辩称:1.本案系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第三人原因导致污染不能作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免责事由。2.韩国春鱼塘内的鱼并非被洪水冲走导致自然流失。3.本案不存在人为扩大损失的情形。4.韩国春提交的水质监测报告是由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依职责作出的,不受韩国春控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关于其未参与监测因而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5.鉴定人在一审、二审中均出庭接受质询,价格鉴定结论书不存在任何瑕疵。

韩国春向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韩国春的经济损失3015040.36元,并承担诉讼中的一切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2月1日,韩国春与宝石村委会签订《承包草沟子合同书》。合同签订后,韩国春取得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从事渔业养殖。2009年12月30日,大安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嫩江洮儿河滩地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嫩江、洮儿河滩涂的管理、开发及利用的权利由水利局行使。2009年,韩国春获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和船舶登记。2011年,韩国春取得大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养殖许可证。2010年9月9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位于韩国春鱼塘附近的大-119号油井发生泄漏,泄漏的原油流进韩国春的鱼塘。韩国春要求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遭拒后,遂成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韩国春自认鱼塘内鱼的流失系因排水并决堤造成,在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中石油吉林分公司造成水污染导致其鱼的死亡或相应损失的情况下,本案并不适用特殊侵权归责原则,应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而一般侵权事实的成立须由原告方举证证明,并且要进一步证明所受损害的具体数额。一般侵权构成具有四个要件,损害事实、加害行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具体到本案,关于损害事实方面,韩国春主张鱼塘被污染,并采取挖开鱼塘围堤排污放水而导致鱼的流失,但该事实并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具体鱼的流失量也没有相关证据支持。虽然韩国春提供了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用以证明韩国春因鱼塘被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污染造成2010年投入鱼苗养鱼、2011年未养鱼、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等损失共计3015040.36元。但该数额只是对韩国春鱼塘的投入、维护及收益所做的价值评估。关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加害行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对其大-119号油井发生原油泄漏并随江水进入韩国春鱼塘的事实无异议,可认定存在加害行为,但韩国春所做的价值评估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加害行为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韩国春提供了水质监测报告及鱼塘出现死鱼的照片,但仅凭照片及水质监测报告不能证明鱼死亡事实、原因、损失量,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加害行为亦不能确定具有因果关系。韩国春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因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油井泄漏造成其实际损失的存在及具体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韩国春主张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因不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亦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数额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加害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国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20元,由韩国春负担。

韩国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韩国春3015040.36元。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污染环境发生的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韩国春无须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仍然需要证明有损害事实。韩国春主张的损失3015040.36元中包括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费用、2010年养鱼损失、2011年未养鱼损失。

鱼塘围坝修复费用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水污染侵权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韩国春承认围坝损毁的原因是其为了清理油污挖坝放水,水流过大冲毁了围坝。虽其主张是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要求其挖坝放水,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即便可以证明是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要求其挖坝放水的,也无法证明该要求与围坝损毁的因果关系,亦无法证明该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损毁围坝,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故二审法院对其要求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支付其围坝修复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三次注水排污事实的发生,韩国春只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因该证人证言系孤证,且证人不能对注水排污事实的细节进行说明,其所述开始时间与韩国春所述不一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二审法院认为韩国春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三次注水排污事实的发生,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2011年未养鱼的原因,韩国春主张系需要修复鱼塘围坝和注水排污,渔政部门因水质不合格不允许其养鱼。如前所述,修复鱼塘围坝和注水排污皆不能径直成为其要求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损失的原因。韩国春未能提供渔政部门出具的任何公文,且其用于证明2011年鱼塘污染的(2011-62)号监测报告系韩国春单方委托,水质样品为韩国春单方提供。故二审法院对韩国春要求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其2011年未养鱼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2010年养鱼损失问题。根据捞油清单、鱼塘照片、(2010-177)号监测报告、回收原油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鱼塘被原油污染的事实。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认为韩国春的损失不是原油泄漏所造成,而是由于嫩江涨水冲毁堤坝导致鱼流失,但对于该主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应当对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予以赔偿。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经法院委托的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为1058796.25元。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对此损失数额并不认可,认为韩国春提交的购买鱼苗收据虚假,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认为鉴定人员现场踏查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人员并不在场,鱼塘实际面积10公顷,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承认其收到了鉴定部门的通知并到达现场,且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用于证明鱼塘面积10公顷的《示意图》系其单方委托。故二审法院对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虽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韩国春在国家河道管理范围内筑坝养鱼行为违法,但韩国春该行为应由相关部门判断和规制,该行为是否违法并不是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侵权的免责事由。

综上,韩国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韩国春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58796.25元;(三)驳回韩国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920元,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负担10920元,由韩国春负担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0元,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负担10920元,由韩国春负担20000元。

本案再审期间,韩国春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是韩国春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安全科长刘福山2017年2月19日的电话录音以及韩国春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捞油队长蔡北罡2017年3月10日的电话录音。

第二组证据是经公证的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法检查员闫喜东2017年4月25日出具的《证言》,内容如下:“我是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法检查员闫喜东,2011年4月份,纪维波叫我一起到太山镇宝石村韩国春鱼塘了解油田污染一事。到现场后,发现泡底水面及边缘养殖的面积已经被油田污染了,当时,纪维波要求韩国春停止一切养殖生产作业,油田污染处理后才能继续养殖。”

第三组证据是宝石村委会于2017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2014年5月太山镇宝石村农民韩国春阻止红岗采油厂对大119号油井进行作业,(理由是2010年位于宝石村坝东大119油井漏油污染了韩国春鱼塘未得到补偿)。油田土地科负责人徐辉找太山镇主管油田协调人来到宝石村进行协调。协调中,油田方对红岗采油厂给韩国春提供的鱼塘中原油照片和鱼塘内死鱼照片118张,捞出原油311袋,2010年鱼塘有污染是承认的。2011年4月纪维波和严(闫)喜东来现场发现鱼塘水面和池内土质有污染,水质不达标准进行清污处理,2011年未进行鱼(渔)业生产,油田方也是承认的。当时双方对韩国春鱼塘补偿数额差距太大,没有达成协议。”落款处有宝石村委会的印章。

韩国春提交上述三组证据,拟证明2011年鱼塘水面和鱼池内土质仍存在污染,2011年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仍在打捞清理原油。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韩国春提交的前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庭审中,法庭播放了第一组证据中的电话录音,刘福山、蔡北罡、闫喜东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询问。刘福山、蔡北罡认可电话录音中的通话人为其本人,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刘福山当庭否认其在通话中所认可的给付韩国春两笔清理油污费用,理由是未听清对方的话,韩国春出具的收据作为招待款处理并未下账。蔡北罡称2011年没有清理油污,但对于为何在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陈述2011年曾进行过油污清理,蔡北罡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闫喜东称2011年4月接到群众举报,时任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纪维波让闫喜东随其前往现场,同行者包括宝石村委会成员、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纪维波认为尚不具备养鱼条件。

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经质证,认可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同时提出,宝石村委会并非本案当事人,没有立场出具《证明》。

本院对韩国春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因通话人刘福山、蔡北罡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对于其中与本案其它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系经公证的文书,且闫喜东亦到庭接受询问,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另出具《证明》确认闫喜东的身份,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认可闫喜东的公务身份,对于案发次年闫喜东到污染现场履职行为亦未否认,故第二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第三组证据只有宝石村委会的单位印章,缺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证据形式要件,不具备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大-119号油井距离韩国春鱼塘约一公里。大-119号油井泄漏的部分原油在嫩江涨水下泄时被洪水带入韩国春鱼塘。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在巡查中发现原油泄漏污染,于9月14日至9月19日在污染现场进行了清理油污作业。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第二,2010年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第三,2011年未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第四,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注水排污费用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依据上述规定,韩国春主张环境侵权污染责任纠纷,应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自己遭受了损害承担举证责任,此外还应举出初步证据证明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应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根据韩国春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认可其大-119号油井发生原油泄漏,泄漏的部分原油随嫩江洪水下泄流进韩国春的鱼塘,即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对于存在污染行为并无异议。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抗辩大-119号油井系在嫩江涨水后被人为破坏从而发生原油泄漏,其本身没有实施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符合环境污染侵权构成要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同时,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废弃油井是油气勘探开发作业中的必然产物,由于技术、自然风险或者人为因素,废弃油井可能发生井喷、溢油、爆炸燃烧以及缓慢外泄、污染地下水层等情形,可能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环境损害风险或实质损害。根据预防优先及污染者负担原则,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风险防范,对因污染行为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环境损害,应当予以赔偿,进行环境治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是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无论是否因其过错导致废弃油井原油泄漏流入韩国春的鱼塘,其均应对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根据韩国春提供的证据,查明其鱼塘因原油污染而遭受损害。综合韩国春提交的松原环境监测站2010年9月21日出具的(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捞油清单、鱼塘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鱼塘被原油污染、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的事实。韩国春的鱼塘因原油污染遭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

第三,根据韩国春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原油泄漏造成的污染与韩国春鱼塘遭受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表明,鱼塘石油含量严重超标,水质环境不适合渔业养殖。综合韩国春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原油泄漏与其鱼塘中的鱼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有二:一是水质样品并非取自污染发生时的现场,二是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并未参与监测。关于水质样品一致性问题,根据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一审提供的回收原油记录、本院询问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安全科长刘福山的证人证言等,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曾于2010年9月14日至9月19日在污染现场乘船打捞清理油污。2010年9月19日,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送样至松原环境监测站检测。依常理推断,即使9月19日送检水质样品与9月9日刚泄漏时的样品不一致,在不存在新增污染的前提下,清理后的水质也应优于原油泄漏发生时的水质。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不排除同时期有其他污染发生,但是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每日乘船打捞清理,期间若有其他污染,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应了解情况,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关于监测程序问题,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送样检测,系其依法履行渔政管理工作职责的行为,并非受一方当事人委托的行为。依据《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渔业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数据、鉴定结论或其它具备资格的有关单位出具的鉴定证明是主管机构处理污染事故的依据”之规定,松原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可以作为渔政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污染事故的依据。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因其未参与监测故而水质监测报告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第四,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韩国春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石油飘浮在水面上会隔绝氧气导致水体缺氧,且石油中所含有毒物质亦会对水中生物造成影响,导致鱼类死亡。由于嫩江洪水下泄,将泄漏原油带至韩国春鱼塘,鱼塘中的鱼死亡亦发生于原油泄漏之后,这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故本案损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时间关联性。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并非原油泄漏造成,而是由于嫩江涨水超过堤坝导致全部鱼流失。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对其主张仅提供了由大安市长江石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于2010年9月……在河道管理区域内打捞漂浮在水面的泄漏原油……由于嫩江洪水上涨,当时在区域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已全部被洪水淹没,嫩江江道已和全部河道管理区域的洪水连成一片,在水面上已看不到在河道管理区域内的鱼塘及鱼塘堤坝……公司捞油人员是乘船进入到河道管理区域内实施的捞油作业”。从《证明》内容来看,并不能充分证明鱼塘中的鱼系全部被嫩江洪水冲走这一主张,亦无法排除所泄漏的原油造成鱼塘中的鱼死亡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韩国春为清理油污挖坝注水导致鱼塘中的鱼被冲走的可能性。因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并未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上,本院认为,韩国春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证明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鱼塘因污染而遭受损害的事实及原油污染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韩国春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案系因原油泄漏使鱼塘遭受污染引发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大-119号油井泄漏原油造成韩国春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于2010年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韩国春主张的2010年养鱼损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提出若干抗辩事由,但这些理由不能成为其免责事由,仅洪水的作用力可作为减轻其责任的考量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大-119号油井系在嫩江涨水后被人为破坏从而发生原油泄漏,其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有的大-119号油井系被人为破坏,且即使确系因第三人破坏而发生井喷,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三款“污染者以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即使污染系因第三人过错导致,污染者亦应承担责任。泄漏原油随洪水下泄流进韩国春鱼塘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亦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一审提供的《D119井基本情况说明》中自述“2010年6月13日准备迎接汛期前检查发现井口被破坏”,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采取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合理措施,故不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规定。

第三,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韩国春在泄洪区内筑坝养鱼属于违法行为,其养鱼损失不应得到保护。韩国春与宝石村委会于1997年签订承包合同,韩国春取得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经营养鱼。2009年7月7日,韩国春获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和船舶登记。2009年12月30日,大安市人民政府下发《通知》,明确嫩江、洮儿河滩涂的管理、开发及利用的权利由水利局行使。2011年8月1日,大安市人民政府为韩国春颁发《水域滩涂养殖证》。颁证行为和《通知》均由大安市人民政府作出,《水域滩涂养殖证》是大安市人民政府对韩国春具备养殖资格的确认,与《通知》内容并无冲突和矛盾。《水域滩涂养殖证》上亦明确备注“该养殖水面属于养殖者在嫩江滩涂开发水面,养殖者建设的生产设施不能影响嫩江防洪泄洪,因嫩江防洪泄洪需要养殖者应无条件拆除养殖设施”。结合宝石村东嫩江水域滩涂界至图、渔业捕捞许可证及船舶登记等证据,可以认定韩国春具备渔业养殖资格。退一步而言,韩国春的养鱼行为是否违法,并非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免除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

第四,经现场勘查,大-119号油井距离韩国春鱼塘近一公里,如果没有洪水的作用力,所泄漏原油短期内不会流入韩国春的鱼塘。韩国春提供的鱼塘照片等证据亦能证明当时存在洪水。本院询问时,韩国春亦认可一部分鱼塘中的鱼系被洪水冲走。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造成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的原因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大-119号油井泄漏原油污染鱼塘外,客观上还与洪水漫进韩国春鱼塘冲走部分鱼等因素有关。因此,洪水系本案污染事件发生的重要媒介以及造成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的重要原因,可以作为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减轻责任的考虑因素。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和本案具体情况,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关于2010年养鱼损失数额认定问题。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二审判决根据价格鉴定结论书确定赔偿数额错误。本院认为,价格鉴定结论书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第一,诉讼中,依据韩国春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对韩国春位于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的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费用、2010年养鱼损失、2011年未养鱼损失进行价格鉴定。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经鉴定为1058796.25元。经审查,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具备鉴定资质。价格鉴定结论书作出后,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提出异议,白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庭接受了质询。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虽要求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价格鉴定结论书具有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或其他鉴定程序不合法的情形。第二,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提出韩国春提交的购买鱼苗的收据虚假,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韩国春鱼塘的实际面积应为10公顷,二审法院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提交的《示意图》系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定存在错误,价格鉴定结论书未以《示意图》作为计算基础错误。经查,《示意图》系于2012年2月出具,未能完全反映2010年9月事发时状况,且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韩国春提供的《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准水域、滩涂面积明确记载为100.358公顷,且经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加盖政府公章,故以《水域滩涂养殖证》上载明的鱼塘面积作为计算损失的基础,并无不当。故本院认为,价格鉴定结论书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并非单纯因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原油泄漏的原因所致。综合本案情况,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50%较为妥当。即韩国春2010年养鱼损失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承担529400元。

(三)关于2011年未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

关于2011年未养鱼的原因,韩国春主张系渔政监督管理部门因鱼塘水质不合格不允许其养鱼。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称油污已经清理完毕,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询问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工作人员陈述系乘船打捞漂浮泄漏原油,对沉底石油类物质基本没有进行清理,且其清理完毕的标准是“肉眼基本看不到(油污)”。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法检查员闫喜东出庭作证证实,其与时任站长纪维波于2011年4月到现场调查时发现韩国春的鱼塘依然不具备养殖条件。结合一审期间郑洪生、高利强、吴志军、于立春等证人证言,可以确认2011年4月韩国春鱼塘水面和池内水质仍有污染。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一审提供的松原鼎信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9日出具的沾油杂草等混合物311袋、处理后的净化油约102公斤的回收原油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其曾进行过油污清理工作,不能证明其已将所泄漏原油彻底清理干净,也不能证明清理后的鱼塘水质符合养鱼条件。退一步而言,即使漂浮水面或者附着植物上的油污已经清理干净,但沉降至塘底的油污是否已经清理干净,以及鱼塘水质是否达到适宜养殖的标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关于油污已全部清理完毕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2011年虽无新的原油泄漏,但考虑到原油不易被降解、油污影响时间长等特点,结合双方当事人所认可的当地江河封冻期自当年十月下旬至次年四月中旬的水文特征,依常理可以推断2011年韩国春鱼塘污染处于持续状态,客观上导致韩国春2011年无法正常养鱼。

综上,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的原因力明确,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未能就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与其污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亦未举证证明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应承担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

关于2011年未养鱼损失数额认定问题。经审查,价格鉴定结论书对于韩国春2010年投入鱼苗养鱼损失系按接近于稀养的标准算得1058796.25元;对于2011年不能养鱼损失系在除承包费外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按中等放养密度的标准算得1866049.11元,远高于2010年投入鱼苗正常养鱼年度的损失,不尽合理。且从韩国春在变更一审诉讼请求前所主张的全部损失为50万元来看,价格鉴定结论书的结论不宜直接采用。因此,本院酌情判令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参照2010年养鱼损失,赔偿韩国春2011年未养鱼损失1058796.25元。

(四)关于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注水排污费用及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费用的问题。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主张其已清理完毕所有流进韩国春鱼塘的原油,没有进一步挖坝注水清理油污的必要,其不应承担相应费用。但如前所述,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油污全部清理完毕,渔政监督管理部门亦认为2011年尚不具备养鱼条件。在本院询问时,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工作人员对于为何分别在2010年、2011年向韩国春支付清理油污费用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足以推定韩国春在2011年为清理鱼塘油污,挖坝注水清理油污事实的存在。韩国春一审期间提交了4份证人证言及宝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李峰、王金辉、任国发以及宝石村委会委员吴志军出庭作证。结合大安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渔政执法检查员闫喜东的证言,可以认定韩国春挖坝注水清理油污系消除污染、排除妨害、修复鱼塘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价格鉴定结论书测算鱼塘围坝修复费用为33135元,注水排污费用为57060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韩国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的再审请求均部分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2016)吉民终460号民事判决、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起赔偿韩国春经济损失共计1678391.25元;

三、驳回韩国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920元,由韩国春负担15460元,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负担15460元;鉴定费10000元,由韩国春负担5000元,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920元,由韩国春负担15460元,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负担154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文超

审判员  张 华

审判员  刘小飞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凯敏

                                          书记员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终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汽贸城)。

法定代表人:蒋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华艳,重庆新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代宝,男,1975年6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林,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国贸路18号519-3室。

法定代表人:苏伟铭(WEIMINGSOH),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铭,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代宝、原审被告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6)黔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庭审后新贵兴公司申请本院通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杨代宝申请本院通知中国消费者协会分别派员出庭就有关问题陈述意见,本院对新贵兴公司和杨代宝的申请予以准许,并于2018年3月2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两次庭审新贵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罗华艳,杨代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龙伟林,大众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辰均到庭参加。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申请本院进行调解,但双方最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贵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代宝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杨代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杨代宝诉称案涉车辆系有过“大修”记录的“事故车辆”,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案涉车辆确系从英国进口的新车,另一方面对该车是否属于经“大修”的“事故车辆”避而不谈,对经“维修”后车辆的状况及价值是否受到影响,以及该“维修”是否导致杨代宝的缔约目的无法实现等事实均未予以查明。

二、汽车出厂后在运输途中难免产生瑕疵,进口车运输路程往往长达数千甚至上万公里,不能因到店车辆存在小的瑕疵就将车辆重新运回厂家处理。为此,汽车行业普遍存在PDI(Pre-deliveryInspection,交付前检查)作业程序,即由汽车生产厂家授权经销商向用户交付车辆前对车辆进行最后检测,对发现的一般瑕疵和缺陷及时予以校正、修补及更换原厂配件,使得所交付车辆达到生产厂家的新车出厂标准,新车在PDI程序下的前述行为被视为生产商分厂或车间的行为,经PDI作业程序后交付的车辆仍属于新车,经销商在销售时无需作特别说明和提醒。PDI程序是行业惯例,对PDI程序操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如何处理以及是否应告知消费者,现行法并无明文规定。案涉车辆于2014年7月30日运抵新贵兴公司后,新贵兴公司按厂家规范进行新车PDI程序时,除发现该车左前门漆面存在轻微损伤外,其余检查项目均为正常。漆面轻微损伤经简单抛光打蜡处理即完全恢复原状,故在上报给厂家的记录中并无“材料”和“人工”费用的记载。关于右后窗帘总成的更换,系因杨代宝提车时以车辆右后窗帘启动时存在轻微异响为由要求新贵兴公司处理,新贵兴公司经检查出于善意更换了窗帘总成。异响是因车辆到店后长时间停放导致窗帘电机运行不畅所致,新贵兴公司也如实将相关情况记录于厂家DMS系统。杨代宝将车提走后使用近三年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足以证明该瑕疵经处理后对车辆的外观、安全性和质量均未造成任何影响。新贵兴公司的“过错”仅在于处理窗帘问题的当时未要求杨代宝签字予以确认。

三、新贵兴公司主观上并无欺诈故意,客观上并未实施欺诈行为。首先,案涉车辆是新贵兴公司与杨代宝签约后向大众汽车销售公司订购的新车,新贵兴公司与杨代宝签约时不可能知道案涉车辆的漆面和窗帘存在瑕疵。新贵兴公司若存在隐瞒前述瑕疵的故意,没必要如实将上述维修情况记载于厂家对外可公开查询的DMS系统。其次,新贵兴公司销售该车的纯利润不足人民币1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为不到2%的纯利润实施欺诈而承担巨额罚款的风险,实无必要。更何况若车辆确有质量问题,新贵兴公司可以要求大众汽车销售公司重新更换一辆新车。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新贵兴公司在缔约阶段显然未实施欺诈行为,即使案涉车辆的瑕疵和维修情况未告知杨代宝,此时车辆应依《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进入“三包”售后服务的范围,而不应判决退还车辆。而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杨代宝行使退货的权利也超过了法定的七天期限,其请求撤销《销售合同》的权利已丧失。

杨代宝答辩称,一、新贵兴公司作为销售者,从签约到车辆交付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均负有对消费者如实告知的义务。新贵兴公司称车辆交接的相关单据已灭失而无法提供,原审法院依据进口机动车辆检验证明上的落款日期认定案涉车辆交接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认定正确。2014年7月30日,新贵兴公司对车辆左前门下方漆面损伤进行了维修,2014年10月8日对案涉车辆右后窗帘总成进行了更换,但其在交车前未向杨代宝履行告知义务,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关于“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的规定。新贵兴公司隐瞒车辆的前述情况,致使杨代宝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并接收了问题车辆,新贵兴公司销售问题车但未如实告知的行为构成欺诈。二、虽然右后窗帘总成更换的是国外原装配件,但该更换绝非PDI程序所指的轻微损伤。另外,杨代宝诉状中关于“事故车辆”的表述后来已变更为“问题车”。案涉车辆价值高达600余万元,杨代宝购买该车更多是出于对其身份、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的考虑,希望所购车辆完美无瑕,若新贵兴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杨代宝或要求更换车辆,或要求退款,不会接收该车辆。原审法院以新贵兴公司存在欺诈为由判决其返还购车款并三倍予以赔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众汽车销售公司陈述意见称,案涉车辆系从英国进口的新车,并非存在缺陷的问题车辆。车辆运输过程中的漆面轻微损伤是普遍现象,案涉车辆的漆面损伤并未经过维修和喷漆,仅经过简单抛光即得到妥善处理。至于窗帘异响问题,新贵兴公司按正常流程向厂家申报后已更换了原装配件,案涉车辆漆面轻微损伤的处理和车窗帘的更换均符合正常的操作流程和规范。杨代宝可以通过公开网络查询到上述情况,证明新贵兴公司对此并未故意隐瞒,不存在欺诈情形。认可原审法院关于大众汽车销售公司不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但原审法院判决新贵兴公司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错误。

杨代宝一审诉讼请求:一、撤销新贵兴公司与杨代宝签订的案涉《销售合同》;二、新贵兴公司退还杨代宝购车款5500000元、车辆购置税470085.47元,共计5970085.47元;三、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支付车辆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16500000元;四、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涉诉费用由新贵兴公司、大众汽车销售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杨代宝与新贵兴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销售一台宾利慕尚汽车(型号MULSANNEV8C5),售价5500000元,车辆购置税470085.47元,新贵兴公司、大众汽车销售公司承诺车辆为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车。购车后,杨代宝在使用过程中车辆毛病不断,屡次向新贵兴公司询问均未获满意答复。2016年杨代宝对车辆进行日常保养,无意中发现该车交车之前即有过大修记录,新贵兴公司出售的系问题车但未向杨代宝告知这一情况。新贵兴公司、大众汽车销售公司的欺诈性销售行为给杨代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请求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保护杨代宝的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20日,大众汽车销售公司从英国进口一辆宾利慕尚汽车(发动机号xxxxxxxxx,车架号xxxxxxxxxxxxxxxxx),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高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出具了《货物进口证明书》。

2014年6月24日,杨代宝与新贵兴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销售尊贵版宾利慕尚汽车一台,单价5500000元。新贵兴公司保证所售车辆具有合法手续,符合国家商检部门检验标准,车辆的质量标准和保修期限按厂家规定。如发生质量问题,新贵兴公司协助解决。预计交车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以杨代宝全部车款到达新贵兴公司账户为前提,最终交车日期以新贵兴公司的通知为准。杨代宝在交车地点现场验收车辆,新贵兴公司将车辆交由杨代宝实际支配并向杨代宝交付车辆的海关及商检单证、维修保养手册、交车清单等文件。车辆交接书的签订视为车辆的正式交付,其后一切风险责任由杨代宝承担。《销售合同》对所售车辆的发动机号、车架号等未作约定。

新贵兴公司随后从大众汽车销售公司购入前述进口宾利慕尚汽车。2014年7月30日,该车辆运抵新贵兴公司,新贵兴公司拟将该车辆交付杨代宝。同日,新贵兴公司进行车辆移交检查时发现车辆左前门下有漆面损伤,通过抛光打蜡清除了漆面损伤,这一处理操作记载于该车辆的维修记录中。2014年10月8日,因汽车右后窗帘存在异响,新贵兴公司更换了窗帘总成,该维修操作亦记载于车辆的维修记录中。

2014年9月26日,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4年10月14日,杨代宝取得贵州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机动车辆检验检疫证明》。2014年10月30日,杨代宝为所购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

2016年5月31日,杨代宝通过WWW.CHEJIANDING.COM即车鉴定网查询所购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时,查询到案涉车辆的前述处理、维修记录,遂以新贵兴公司和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在车辆交付之时未向其告知前述情形构成欺诈、给其造成巨大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要求新贵兴公司提供车辆交接书,或者能证明车辆交付时间的其他证据,新贵兴公司均无法提供。经原审法院释明,杨代宝不同意对案涉车辆现有价值进行估价。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新贵兴公司是否存在欺诈,《销售合同》是否应被撤销;二、新贵兴公司是否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三、大众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之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负有真实、全面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应依法或依约定诚信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商品买卖,在合同缔结和商品销售的整个过程中,消费者都享有知情权,经营者都负有如实告知商品信息的义务,通过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使得消费者能基于其真实意愿作出意思表示并正确行使相关权利。虽然《销售合同》中对车辆的发动机号、车架号等未作约定,但案涉车辆在销售过程中已特定化,出于对消费者杨代宝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保护,对欺诈情形的认定不能仅限于《销售合同》的缔约阶段,而应延续到案涉车辆的销售过程。

车辆的最终交付意味着销售的结束,确定车辆的交付时间对认定新贵兴公司是否构成欺诈至关重要。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明车辆交付时间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据《销售合同》中关于预计交车日期、交车的前提条件和具体事项、车辆验收、风险转移等的约定,以及杨代宝关于其已于2014年10月14日收到案涉车辆进口机动车辆检验证明的自认,认定案涉车辆的交付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因案涉车辆于2014年7月30日和2014年10月8日进行过瑕疵处理和维修,新贵兴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告知过杨代宝相关情况,可认定新贵兴公司在车辆交付前故意隐瞒了车辆的前述问题,剥夺了杨代宝知情权和选择权,新贵兴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销售合同》应予撤销。

《销售合同》被撤销后,应发生相互返还的效果。因案涉车辆交付后杨代宝占有使用已近三年,在退还购车款时应由杨代宝负担合理的折旧费用,杨代宝不同意对车辆现有价值进行评估,原审法院根据市场惯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以车辆实际销售价格的10%为每年的折旧比例,三年折旧费共计1650000元,新贵兴公司应在扣除车辆折旧费后将购车款退还杨代宝,同时还应承担杨代宝支付的车辆购置税470085.47元,杨代宝也应将车辆返还新贵兴公司。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但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上述规定,三倍赔偿责任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具有惩罚的性质,与消费者所受损失大小无必然关系,该规定未明确要求损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缺陷产品造成。本案中,新贵兴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虽然案涉车辆的漆面损伤及右后窗帘异响问题已由新贵兴公司处理,但案涉车辆不同于一般的汽车商品,其品牌溢价高,价值高达5500000元,即使比案涉车辆问题更轻微的质量问题亦会严重影响车辆的价值,从而给消费者杨代宝造成损失。因此,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新贵兴公司应承担购车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因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并非《销售合同》的销售方,未直接对杨代宝进行销售及服务,大众汽车销售公司不能实施欺诈行为,杨代宝也未举证证明大众汽车销售公司知悉车辆存在的问题,对杨代宝要求大众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二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杨代宝与新贵兴公司2014年6月24日签订的SCG-GZXGX-2014062401号《销售合同》;二、杨代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案涉汽车退还给新贵兴公司;三、新贵兴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代宝购车款3850000元,车辆购置税470085.47元;四、新贵兴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代宝车辆赔偿金16500000元;五、驳回杨代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150.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新贵兴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过程中,新贵兴公司提交如下五组证据:

证据一:付款通知及增值税发票。拟证明新贵兴公司交付的车辆符合约定,其销售所得纯利润不足10万元,不存在欺诈;证据二:大众汽车销售公司2017年12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新贵兴公司2014年7月30日对新车到店的检查属于PDI程序,按行业惯例可以不告知杨代宝,且检查情况已如实上报至厂家系统;证据三: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依据类案审理结果,经销商在PDI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复后,汽车符合出厂检验标准的,经销商可将该车正常销售而无需作特别说明和提醒;证据四:新贵兴公司2014-2016年度《资产负债表》。拟证明新贵兴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其无法承受原审判决结果;证据五:四川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报价清单。拟证明案涉窗帘总成的配件及工时费市场价总计为38903.40元。

杨代宝质证称,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车辆符合约定及新贵兴公司不存在欺诈。漆面损伤属于PDI程序,但对窗帘的维修即使属于PDI程序,经营者也应在交付前告知消费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五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同时,杨代宝称经尝试,其无法提供关于案涉窗帘总成配件及工时费市场价格的证据。

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上述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可证明案涉车辆的售价,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新贵兴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证据二实系本案当事人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不属于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证据;证据三所涉案情与本案不一,该另案判决与本案无关;证据四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

因新贵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五涉及案涉窗帘总成的配件及工时费的市场价格而杨代宝无法提供反证,为进一步核实案涉窗帘总成配件及工时的市场行情,本院分别向西南地区某经销商、中南地区某经销商进行了询价。询价回复函显示,该型号车辆窗帘总成的配件费用位于27153.58元至38341.80元区间,工时为0.6小时,工时费为561.6元。

新贵兴公司对二份询价回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杨代宝对二份询价回复函的合法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并认为维修价格的高低不影响对新贵兴公司责任的认定;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二份回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标准工时为0.6小时,因窗帘总成报价涉及零售价和索赔价的差异,而经销商未在报价中对此进行说明,故对回复函中所涉配件费用无法判别。同时,大众汽车销售公司称其销售给新贵兴公司时窗帘总成的价格为29068元(保修含税金额),标准工时为60TU,工时费为384元。本院认为,区域市场差异之存在乃客观现实,新贵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五即四川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报价清单所显示的配件及工时费与本院询价所得信息无实质差异,本院对新贵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五予以采信。

二审中,本院要求杨代宝提供了案涉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根据机动车行驶证的记载,案涉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新贵兴公司和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车辆行驶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车辆行驶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新贵兴公司还提出,案涉车辆使用性质记载为“非营运”不能表明车辆未实际用于营运,杨代宝当庭承认其以经商为业,案涉车辆主要用于商务接待等活动,故案涉车辆并非因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案涉窗帘总成的配件市场价为38341.80元,工时耗时为0.6小时,工时费为561.60元。二、截止至2018年1月23日,案涉车辆使用已超过三年,行驶里程超过29000公里。三、杨代宝庭审中称其以经商为业,新贵兴公司和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对此未予以反驳,本院对杨代宝陈述的该事实予以认定。四、新贵兴公司以原装配件更换案涉窗帘总成未向杨代宝额外收取费用。

本院二审中,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别派员到庭,就案涉车辆漆面问题的处理及窗帘更换问题是否属于正常的交车前检查处理程序、相关信息是否应告知消费者、如果未告知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等问题发表意见。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代表表示:案涉车辆的漆面伤处理及窗帘更换均属于PDI程序即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是指经销商按照供应商的规定与标准,对消费者所购乘用车新车进行检查和校正的检测服务,包括对新车外观(内外饰)和随车工具进行静态检查,以及对功能性零部件、机械构造等进行动态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并处理一切不符合供应商规定和标准的项目。PDI是新车销售前不同于其他商品所特有的服务,其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一辆合格的新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经组织行业专家、主机厂、经销商调研后已于2017年3月发布《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列出了经销商应对消费者进行告知的情形和标准。就本案而言,经销商交车前对油漆的抛光打蜡、更换原装窗帘总成均属PDI操作,其目的是为了使车辆达到交付标准。对于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应告知消费者,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文,亦无成文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中国消费者协会代表表示: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均涉及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案涉车辆交付前的抛光打蜡及窗帘更换均属于对车辆的维修,会造成车辆价值的贬损,上述信息均属于影响消费者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均应全面告知;其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起草并发布的《指引》主要代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利益,不能约束消费者,一般情况下购车人员并不知道PDI程序的存在;再次,PDI程序不能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如果利用PDI程序达到隐藏瑕疵的目的,将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最后,不能确定PDI程序是否属于汽车行业国际惯例,即使属于也不得违背我国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明示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另外,依《指引》第8.1.2条和8.1.3条,PDI检测情况应记录于交接单。如果瑕疵发生在交付消费者之前,应由经销商修复后签字、盖章、记录并在一定期限内存档。本案中经销商虽上传了相关信息,但其目的在于告知供应商相关情况以解决其内部财务支出和许可问题,其初衷并非直接告知消费者,故本案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经营者“退一赔三”,以促进行业的规范自律、健康发展。消费者期待购买的是原装整车而非车辆的某个局部,故三倍赔偿的基数应为整车的售价。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适用于案涉纠纷;二、新贵兴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三、新贵兴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案涉纠纷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该法保护。案涉车辆价值较高,关于该类车辆是否属于“生活消费需要”的商品、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院认为,首先,不同消费者受收入约束的程度不一,即使是同等收入的消费者,其消费预算、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亦存在差别,何谓“生活消费需要”,感受因人而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相应亦呈扩展和变化之势,仅以车辆售价的高低作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判断标准,现实中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杨代宝自认案涉车辆主要用于接待等商务活动,新贵兴公司据此认为案涉车辆并非用于“生活消费需要”。本院认为,消费者将个人所购车辆用于生活所需且不排除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用途,乃个人消费者日常用车的常见情形,将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车解释为所购车辆不能同时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用途,与社会大众使用车辆的现实不符,且必然导致大量购买车辆的消费者被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障范围之外,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既然案涉车辆登记于自然人杨代宝名下,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非营运,而新贵兴公司和大众汽车销售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车辆直接作为生产经营工具使用,因杨代宝的工作性质与商业活动相关,即使存在杨代宝将所购车辆同时用于商业接待的事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亦应适用于本案。

二、新贵兴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

关于此问题,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述:

(一)欺诈构成要件中信息告知的时间节点是否以缔约阶段为限。新贵兴公司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的规定,欺诈仅存在于作出意思表示的缔约阶段,缔约之后产生的纠纷属于经营者履约过程中是否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相对于消费者而言,经营者在商品信息的获取上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消费者难以知悉经营者获取商品相关信息的具体时间或阶段,难以区分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获取是在缔约之前还是缔约之后。若经营者将其缔约之后、交付之前知悉的不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告知消费者,而仅将此种情形作为履约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处理,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即使经营者在缔约阶段对不利于消费者的相关商品信息不知情,但在交付消费者之前已经知悉的,其仍负有及时告知消费者的义务。新贵兴公司关于欺诈仅限于缔约阶段、缔约后的未告知仅涉及“三包”售后服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新贵兴公司是否具有将案涉信息告知杨代宝的法定义务。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二十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相关信息的权利,经营者负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本案中杨代宝主张新贵兴公司交付车辆时未告知其车辆有过维修记录,故意隐瞒了车辆的相关情况,该主张涉及新贵兴公司履行信息告知义务是否全面的问题。

关于商品信息的全面告知,在强调消费者有权获取商品全面信息的同时,亦应强调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质性保护。现代汽车商品零部件众多,构造复杂,车辆从生产至最终交付消费者,期间需经历运输、存储等诸多环节,产品自身及物流环节涉及的信息量巨大,要求经营者将前述所有信息不加区分地全部告知消费者,并不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质性保护,亦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不必要增加。经营者所应提供的商品全面信息,并非指与商品有关的所有信息,而是指可能影响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或一定财产利益的全部重要信息。案涉车辆的漆面瑕疵和窗帘总成问题及相应处理措施是否属于应予告知的信息,分析如下:

关于车辆漆面瑕疵及其处理。本院注意到,案涉车辆产自英国,车辆经由包括海运在内的多种运输方式方完成从生产车间至最终销售网点的物理位移,运抵销售网点后亦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存放。因外在环境、车辆本身的特性甚至物流、仓储过程中人为操作的轻微失误,均可能导致车辆表面或相关部位出现瑕疵。案涉车辆的受损漆面仅有车辆左前门下方一处而非车身多处,无证据证明漆面损伤面积较大,其处理不涉及相应部位的钣金操作,甚至不涉及油漆用料。就处理效果而言,正如杨代宝的自认,漆面轻微损伤经抛光打蜡后肉眼即已无法察觉,需用高精密的仪器才可以检测出。因此,对于新车在流通或存储环节产生的此类轻微瑕疵,经营者通过轻微的手段进行消除的行为,属于新车交付前合理的整理行为。该类问题及相应的整理行为显著轻微,不涉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和安全,几乎不涉及其实质性财产利益,经营者如未将这类信息告知消费者,不构成对法定告知义务的违反,不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二审审理过程中,杨代宝亦自认漆面轻微损伤及其处理问题属于正常的交车前检查处理程序。另外,对于类似信息,经营者可以基于商业判断对消费者予以告知,以更规范、更高程度的信息披露提升其长远商业竞争力。事实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制定的《指引》对此已予以引导。

关于窗帘问题及其处理。新贵兴公司主张窗帘总成的更换系因杨代宝提车时提出了处理要求,并主张窗帘异响系因车辆到店后长时间停放导致窗帘电机运行不畅所致,但新贵兴公司对此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而且新车长时间存放不必然导致此类问题的发生。对于新车到店后经营者经检查发现的此类轻微问题,如果一律退运回生产厂家处理,或者由生产厂家、经营者投入更多成本以进一步降低轻微问题出现的概率,必将导致经营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消费者交易成本的增加。对消费者而言,以合理价格购买到从出厂、运输、存放直至交付所有环节均完美无缺的车辆,固然可以最大限度满足其消费体验,但权衡行业现实、相关操作的经济合理性,对新车的此类轻微问题,由获授权的经营者以符合行业操作规范标准的措施进行修复,在轻微问题可以得到消除的前提下,一名理性的消费者应将经营者对新车的修复行为视为生产厂家的修复行为。但与此同时,新贵兴公司不能证明该类问题的产生与新车的运输或存储有关,且对右后遮阳窗帘总成的处理涉及配件的更换,所需的材料费及工时费均可独立计价,配件和所耗工时的市场价约4万元,数额并非显著偏低。故本院认为,新贵兴公司针对右后窗帘总成所采取的并非对新车瑕疵的整理措施,而是对新车局部轻微问题的修复措施。该类信息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财产利益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营者应向消费者如实告知,新贵兴公司未予告知,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新贵兴公司未将与窗帘有关的问题告知杨代宝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对于平衡消费者在商品信息获取上所处的不利地位、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受侵犯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新贵兴公司违反法定告知义务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项下的欺诈,本院认为应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1、是否影响到消费者缔约的根本目的。

(1)合同中是否对此存在专门约定。双方在《销售合同》中对案涉车辆的基本情况如厂商、品牌及型号、颜色、单价、交付方式、付款方式等作了约定;新贵兴公司的义务还包括车辆应商检合格、具有合法手续、质量标准和保修期限应依厂家规定等;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从合同内容来看,《销售合同》并未对与窗帘相关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进行约定。因此,与窗帘相关的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并不构成杨代宝缔约的根本目的。杨代宝诉称案涉车辆系经过“大修”的问题车而非新车,该主张与一般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明显不符,在并无证据证明该车交付前即已被他人办理过车辆注册登记,或虽未办理过车辆注册登记但被他人实质使用过的情况下,新贵兴公司交付的车辆属于合同所约定的新车。

(2)问题是否严重及相应处理措施是否复杂。关于车辆的窗帘问题及相应修复措施,不涉及车辆的动力系统如发动机和变速器等,不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不涉及前后桥的主要零件及全车的主线束,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相应修复措施轻微,花费时间较短,与此相关的信息并不属于影响杨代宝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

(3)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较大不利影响。首先,是否涉及杨代宝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窗帘问题及其修复给杨代宝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甚至造成实质损害。杨代宝二审庭审时还称其系以全款购买豪车而新贵兴公司实际交付的却系有过修理记录的车辆,对其心理上造成了伤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杨代宝未举证证明新贵兴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上述法定情形。事实上,杨代宝并未以其人身健康、安全受损或受威胁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次,是否影响到杨代宝的日常使用。至本案二审第一次庭审时,案涉车辆实际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三年,行驶里程超过29000公里,且杨代宝称案涉车辆常用于商业接待,无证据证明窗帘问题对其日常使用造成了不利影响。杨代宝二审庭审中称,窗帘处目前似存在漏风和风噪的情况,对此,在符合法定要件的前提下,杨代宝有权另行主张相应权利;再次,是否涉及杨代宝较大的财产利益。一般而言,如果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通过消费者所遭受损失的严重程度,可合理反推经营者所隐瞒信息对消费者知情权影响的严重程度。杨代宝诉称车辆系经过大修的车辆,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一审审理过程中杨代宝并未就损失问题提供任何证据。二审庭审中,杨代宝称经咨询相关评估机构,车辆经维修后价值降低了约90万元,对此杨代宝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虽然更换案涉窗帘总成的费用就数额而言并非显著偏低,但相对于车辆购置价而言,该数额亦非明显偏高,且与车辆购置价相比占比显著轻微,故对于案涉车辆的消费者而言,窗帘修复费用并不构成一项较大的财产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车辆不同于一般的汽车商品,其品牌溢价高,更轻微的质量问题亦会严重影响车辆价值,从而造成消费者杨代宝的损失。本院认为,价格高低取决于不同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在判断瑕疵或问题对车辆价值的影响时,以车辆市场售价的高低作为一般汽车商品与特殊汽车商品的区分标准,实践中难以掌握。案涉车辆本质上仍属于可依型号、规格、质量等加以确定的具有共同物理属性的物,并非具有独特特征而无法代替的物,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并无依据。

因此,从合同约定的内容、问题及处理措施的轻微程度及给杨代宝造成的影响来看,本案并不存在杨代宝的缔约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

2、新贵兴公司是否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首先,在车辆交付之前,新贵兴公司将上述两处操作均如实予以记录,并即时上传至消费者可通过一定途径公开查询的网络。信息的录入和上传系经营者自行主动完成,相关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披露。虽然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经营者记录和上传前述信息的目的是对供应商而非消费者进行告知,但不论其主观目的如何,既然信息的记录和上传系经营者主动为之,且客观上有助于消费者查询到该类信息,可认定经营者并无刻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意图;其次,从案涉车辆的销售流程可见,杨代宝向新贵兴公司签约订购车辆在先,新贵兴公司向大众汽车销售公司订购车辆在后,杨代宝向新贵兴公司订购车辆时,车辆的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尚未确定,亦即杨代宝与新贵兴公司签约时待购车辆尚未特定,无证据证明新贵兴公司与杨代宝缔约时即已知悉前述问题的存在。因此,在本次销售过程中新贵兴公司并无隐瞒相关问题及处理记录的主观故意。

综上,新贵兴公司虽未将窗帘问题及其修复情况告知杨代宝,但未予告知的信息并不属于影响杨代宝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无证据证明新贵兴公司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意,该类轻微问题也并不属于明显超出一般消费者心理所能承受范围之特殊事件,且案涉纠纷的标的物不涉及食品和药品。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新贵兴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虽一定程度侵犯了杨代宝的知情权,但尚不构成欺诈。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新贵兴公司存在欺诈为由判令撤销《销售合同》,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折价退赔购车款,并以车辆购置价格为基础承担三倍赔偿责任,法律适用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新贵兴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

新贵兴公司对漆面瑕疵所采取的轻微处理措施属于经营者新车交付前的整理行为,新贵兴公司未予告知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新贵兴公司对车窗帘问题的处理属于对局部轻微问题的修复行为,对与此相关的信息新贵兴公司在车辆交付前或交付时应予告知但未予告知。虽然新贵兴公司一定程度上对相关信息已予以披露,但其毕竟未在车辆交付前或交付时以更直接、更明确、更便捷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知情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此新贵兴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涉及的问题及处理措施显著轻微,且明显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基本用途,无证据证明该问题给杨代宝造成了较大不利影响,经营者在车辆交付前亦已免费原装更换了窗帘总成,兼顾对消费者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以及对经营者即时记载并上传相关信息这一行为的鼓励和引导,本院酌定新贵兴公司向杨代宝赔偿110000元。

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初166号民事判决;

二、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杨代宝人民币110000元;

三、驳回杨代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150.40元,由杨代宝负担153395.40元,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5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杨代宝负担4975元,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4150.40元,由杨代宝负担153395.40元,贵州新贵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载宇

审判员  杨兴业

审判员  王 丹

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万怡

书记员伍齐敏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758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民终75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外西革新里98号。

法定代表人:胡德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回金章,北京兆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镇秦青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山村幸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尚武,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博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与被上诉人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窦淑霞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学境、邢会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8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绿发会委托代理人回金章、张娜,被上诉人方圆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尚武、沈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绿发会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仅支持了上诉人要求的修复环境的费用,没有支持因为被上诉人违法行为而给环境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请求,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利于惩罚违法者、警戒其他潜在污染者。(二)判决将“损失”部分“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既不知道这个账户是否存在,也不知道这个账户资金的使用规则,也没有判决上诉人对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权。而上诉人提出设立环境慈善信托有信托法、慈善法的明确依据,现实中也有成功案例,一审判决未予支持,不妥。(三)判决将“损失”赔偿用于秦皇岛地区,没有法律依据。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不会局限于污染行为发生地,秦皇岛的污染至少会波及到京津冀地区,如此判决,有严重的地方主义之嫌。(四)判决不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案件费用支出,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目前,社会组织开展环境公益诉讼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合理的律师费、专家费。客观上打击了社会组织开展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保护了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大大降低了生态环境污染破坏者的违法成本,打击维权的积极性。综上,请求撤销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三、四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方圆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一审判决的赔偿金已经包括了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修复被污染大气环境的费用。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了5项请求,其中第2项和第3项请求在一审法院已经一并委托鉴定评估机构进行了鉴定。因此,一审判决依据鉴定意见,判决被申请人赔偿154.96万元,已经完全覆盖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该费用仅是修复环境的费用,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将赔偿费用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对环境损害及修复费用等款项的支付方式进行明确规定,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支付到人民法院指定账户、上缴国库、付至环保公益金专项账户以及市专项基金账户等做法。因此,一审判决生态环境赔偿修复费用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符合司法实践。(三)一审中上诉人未就费用支出提供充分、合理的凭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并无不当。

中国绿发会一审起诉,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方圆公司立即停止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2.依法判令方圆公司采取措施或在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3.依法判令方圆公司赔偿因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具体赔偿数额以评估结果为准);4.依法判令方圆公司对其非法排污加重了大气污染的违法行为在国家媒体上向民众赔礼道歉;5.依法判令方圆公司承担因此案而支出的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和必要的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国绿发会是198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登记证号:基证字第0021号。该基金会章程第三条载明,其宗旨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助政府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中国绿发会提交的2010-2014年年检报告中显示,其每年均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方圆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成立,系主要从事各种玻璃包装瓶生产加工的企业,现拥有玻璃窑炉四座。

2015年12月23日,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向方圆公司出具海环罚字[2015]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认定海港区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10月28日和11月2日对方圆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方圆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方圆公司熔窑出口排放大气污染物(5号、6号窑出口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平均值为473/N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平均值为5504/Nm3;7号、8号窑出口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平均值为481/N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平均值为3665/Nm3),超出《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1640-2012)(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平均值为400/N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平均值为400/Nm3),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罚款9万元。同日,又因方圆公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被罚款20万元(海环罚字[201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方圆公司因拒不改正非法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4月7日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罚款580万元、680万元。

2015年2月12日,方圆公司与无锡格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方圆公司的四座窑炉进行脱硝脱硫除尘改造,合同总金额3617万元。

2016年中国绿发会对方圆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脱硝脱硫除尘改造提升进程。2016年6月15日,方圆公司通过了海港区环保局的环保验收。2016年7月22日,中国绿发会组织相关专家对方圆公司脱硝脱硫除尘设备运行状况进行了考查,并提出相关建议。2016年6月17日、2017年6月17日,环保部门为方圆公司颁发《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6年12月2日,方圆公司再次投入1965万元,为四座窑炉增设脱硝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

方圆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缴纳行政罚款8万元。中国绿发会2016年提起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23日止,分24次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1万元。

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中国绿发会明确第3项诉讼请求,即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起止时间。2017年7月25日,中国绿发会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案件诉讼请求及证据说明》,确认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期间从行政处罚认定发生损害时起至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为止。一审法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鉴定评估中心)对方圆公司因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及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所需费用进行鉴定,起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8日(行政处罚认定损害发生日)至2016年6月15日(环保达标日)。

2017年11月,该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环境损害鉴定意见》:方圆公司在鉴定时间段内向大气超标排放颗粒物总量约为2.06t,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总量约为33.45t,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总量约为75.33t,方圆公司所在秦皇岛地区为空气功能区Ⅱ类。按照规定,环境空气Ⅱ类区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鉴定报告中认定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倍,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数额分别约为0.74万元、27.10万元和127.12万元,共计154.96万元。

另查明,诉讼中,中国绿发会提交与北京兆实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中国绿发会委托北京兆实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代理费用为20万元。中国绿发会还主张差旅费22540.10元,邮寄费117元,专家费35714.29元,案情论证费42002.12元,以上共计300373.51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中国绿发会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中国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法人,其章程确定的宗旨包括“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等,应认定中国绿发会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其提起本案诉讼是为维护污染事故发生地公众的环境权益,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中国绿发会提交了起诉前2010-2014年连续5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书,证明其连续5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其亦依照规定提交了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5年内无违法记录的声明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中国绿发会符合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对中国绿发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方圆公司对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

(一)中国绿发会诉请第1项:方圆公司立即停止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针对的是已经开始且处于持续状态的侵权行为。本案中,虽然中国绿发会在起诉时,方圆公司存在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但在本案起诉后,方圆公司通过积极投入,加快治理污染设备的更新改造。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方圆公司经海港区环保局验收已达标排放,相关行政部门为方圆公司发放了排污许可证,中国绿发会亦组织相关专家对方圆公司的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进行了考查,中国绿发会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满足。庭审中一审法院亦已向中国绿发会对此进行了释明,但中国绿发会坚持该诉请,故对中国绿发会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

(二)中国绿发会诉请第2、3项:方圆公司采取措施或者采取替代修复的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方圆公司赔偿因为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具体赔偿数额以评估结果为准)。一审法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上述两项进行了鉴定,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注明:委托鉴定事项为: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包括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坏、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鉴定技术方法为:由于本次鉴定无法对大气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害直接进行评估,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废气中污染物超标排放导致的环境损害。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原理是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治理成本的乘积,再根据所在地环境功能,乘以相应的系数。故该报告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进行了包括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产生的费用。中国绿发会对于该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在行政处罚日前方圆公司亦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鉴定期间应予延长。一审法院认为,在委托鉴定前,已要求中国绿发会对其请求损害的期间予以确认,中国绿发会书面回复确认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期间从行政处罚认定发生损害时起至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为止。且鉴定前,中国绿发会对法院调取及方圆公司提交的2015年10月28日至2016年6月15日方圆公司的排放数据亦无异议,现又提出期间异议不予支持。该鉴定评估中心系法院委托,评估鉴定中心具有法定资质,评估依据均已经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故对该报告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损害数额予以确认。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规定,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损害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方圆公司所在秦皇岛地区空气功能区为Ⅱ类,按照规定,环境空气Ⅱ类区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鉴定报告中已确定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倍,并据此计算出损失为154.96万元,中国绿发会要求在报告损害数额的基础上再以5倍计算,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方圆公司因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给环境造成损害,应依据鉴定报告确定的损害数额154.96万元予以赔偿。在中国绿发会起诉后,方圆公司认识到其非法排污的社会危害性,认真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整改,积极缴纳行政罚款,考虑以上因素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一审法院酌定上述损失分三年(每年51.65万元)缴纳。中国绿发会要求对上述费用设立环境慈善信托没有法律依据。上述费用方圆公司应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用于秦皇岛地区环境污染治理修复工作。

(三)中国绿发会第4项诉请:方圆公司对其非法排污加重了大气污染的违法行为在国家媒体上向民众赔礼道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加重大气污染的行为对广大民众造成一定精神上的损害,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对中国绿发会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

(四)中国绿发会第5项请求:方圆公司承担因此案而支出的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和必要的费用300373.51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诉讼中,中国绿发会就该项费用仅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未提交任何实际费用发生的票据或者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其上述费用实际发生。但考虑到该案调解、开庭、律师出庭等情况,中国绿发会实际支付了相应的差旅费及代理费用,且方圆公司愿意支付中国绿发会因本案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故一审法院酌定方圆公司支付中国绿发会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的损失154.96万元,上述费用分3期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每期51.65万元,第一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第二、三期分别于判决生效后第二、第三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用于秦皇岛地区的环境修复;二、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因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致歉声明(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核后发布)。如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一审法院将本判决书内容在全国性的媒体公布,相关费用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承担;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四、驳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15万元由秦皇岛方圆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支付)。

本案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中国绿发会补充新的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了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但计算被申请人违法排污时间段的起算点有误。首先,河北广播网、燕赵都市网打印的网页显示,被上诉人方圆公司于2015年3月因违法排污被按日连续罚款200多万,证明其在2015年3月因违法排污被行政处罚,而一审委托鉴定超标排污的起算点为2015年10月28日,显然认定有误。第二,在鉴定选取的时间段内,排污是一个完整持续的过程,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进行完整统计,2015年11月、12月,因缺乏连续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分段计算超标排污不妥。第三,被上诉人方圆公司在2016年6月15日环保设备经验收合格,说明在2016年6月15日之前环保不合格,被多次处罚,应认定其非法排污的时间应当从方圆公司正式生产时开始计算。

被上诉人方圆公司辩称:第一,方圆公司是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一向重视合法合规经营,近年来由于大气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国家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方圆公司的环保设施由于不断陈旧老化在难以满足国家日益增高的环保标准下,于2014年11月份进行招投标,2015年2月与无锡市格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投资3617万元进行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第二,方圆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超标排污行为是在环保设施升级改造中由于环保设施质量不合格导致,目前与无锡市格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尚在二审审理之中,方圆公司并非故意违法排污。第三,一审法院选择2015年10月28日作为鉴定超标排污的起算点,是鉴于充分考虑了鉴定数据的取样问题,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选定,中国绿发会在一审时对该时间段的选取无异议。

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国绿发会提出,在一审结束后就上诉期间新产生的费用为9060.5元,并提交了加油费、邮寄费、停车费、餐费等凭证。被上诉人方圆公司质证意见:中国绿发会提交的加油费、餐费、停车费因无法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3月,河北广播网、燕赵都市网的网页显示,因被上诉人方圆公司未安装除尘脱硝脱硫设施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按日连续处罚200多万。对于该网页显示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方圆公司予以认可,故对其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存在超标排污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另查明,一审法院在委托鉴定之前对委托鉴定事项、检材等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质证,因中国绿发会未到庭,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日向中国绿发会邮寄鉴定材料,并书面函示中国绿发会对上述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检材为:2015年10月28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方圆公司生产排污的《检测报告》及《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月报表》,中国绿发会对上述鉴定所需的检材真实性无异议。2017年8月14日,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评估中心,对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因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及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所需费用”进行鉴定,鉴定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起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8日(行政处罚日)至2016年6月15日(环保达标日)。2018年1月24日,鉴定作出后,一审法院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将鉴定报告邮寄给中国绿发会。

上诉人中国绿发会提出鉴定时间段内有两个月(2015年11、12月)鉴定超标排污时间没有连续计算。经查阅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在第14页第六项特别事项中说明:“本次鉴定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超标排放量核算过程中,缺少连续的在线监测数据,鉴定只核算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废气监测报告》的超标天数,其他天数未核算”。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请求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已经损坏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坏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中有关环境损害的定义,“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导致人体健康、财产价值或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以及环境损害的科学定义可知,环境损害与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之间系包含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中国绿发会在一审诉讼请求第2项“请求判令方圆公司赔偿因为其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未详细列明是环境造成的哪些损害,因此,从“环境损害”的定义理解,中国绿发会请求的“环境损害”中应包含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害。一审法院委托的环境评估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依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确定的方法进行鉴定,故应予认定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环境损害”中包括生态服务功能的期间损害。上诉人中国绿发会在二审期间提出一审判决未支持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给环境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将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并用于“秦皇岛地区环境修复”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因环境公益诉讼是一项新的诉讼制度,制度构建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对于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中指出“……探索设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设立适合本地区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资金运作模式,接受生效判决判令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一审法院参照上述规定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将环境损害赔偿金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用于当地环境修复并无不当。上诉人中国绿发会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中国绿发会提出的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审未予支持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鉴定费和诉讼费一审已判决由方圆公司承担,中国绿发会上诉主要是针对律师代理费及其因诉讼产生的其他合理支出。对于这两笔费用的支付,一审中中国绿发会仅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未提供实际支付代理费的相关凭证,提供的其他票据如加油费、餐费、停车费等,亦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酌情裁量支持中国绿发会代理费及其他合理支出费用3万元,并无不妥。二审期间,经与中国绿发会释明后,其依然未能提供支付代理费的相关凭证。故对于中国绿发会在本案诉讼中主张代理费及其他合理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酌定3万元,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环境损害期间是否错误,是否应予延长的问题。因一审法院是在经双方当事人对鉴定事项、检材进行质证后进行的委托,其委托的鉴定评估中心具有法定资质,鉴定作出后,一审法院亦及时向中国绿发会邮寄该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的作出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方圆公司在鉴定超标排污时间段之前曾出现超标排污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由于缺乏监测数据,无法确定排污的具体时间和排污量,一审法院在经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选取具有监测数据的时间段进行鉴定,亦无不妥。二审期间再次进行鉴定缺少数据支持。故中国绿发会在上诉期间主张一审委托的鉴定环境损害期间应予延长,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方圆公司在鉴定超标排污时间段之前存在超标排污的侵权事实,造成的损害及修复费用如何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防止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污染企业因侵权行为所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方圆公司于2015年2月与无锡市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其四座窑炉配备的环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体现了企业防污整改的守法意识。方圆公司在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过程中出现超标排污行为,虽然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在超标排污受到行政处罚后,方圆公司积极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0余万元,其超标排污行为受到行政制裁。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在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再次投资1965万元建造一套备用排污设备,是秦皇岛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环保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第四条规定了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保护与发展并重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在强调环境损害救济的同时,亦应兼顾预防原则。本案诉讼过程中,方圆公司加快环保设施的整改进度,积极承担行政责任,并在其安装的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出资近2000万元再行配备一套环保设施,以确保生产过程中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大大降低了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与可能性。方圆公司自愿投入巨资进行污染防治,是在中国绿发会一审提出“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之外实施的维护公益行为,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立法意图,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风险预防功能,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本院综合考虑方圆公司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积极措施等因素,对于方圆公司在一审鉴定环境损害时间段之前的超标排污造成的损害予以折抵,维持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环境损害赔偿及修复费用的数额。

关于上诉人提出2015年11月、12月缺乏连续监测数据,鉴定环境损害时间不连续的问题。因鉴定评估中心系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检材进行鉴定评估,其依据可测数据并运用科学方法作出的专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河北省系大气污染的重灾区,对企业排污标准亦呈现趋严趋紧势态,上诉人主张应从企业正式生产时计算超标排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窦淑霞

审判员  李学境

审判员  邢会丽

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贾 靖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民再237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民再237号

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鲍中传,男,196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乌海市公安局干警,。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焦丽英(鲍中传之妻),女,197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干警,。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焦海燕,女,197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内蒙古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吕军,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娟,内蒙古法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鲍中传、焦丽英因与被申诉人焦海燕、吕军债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民一终575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18)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内民抗1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民、叶青出庭。申诉人鲍中传、焦丽英,被申诉人焦海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被申诉人吕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进行审理。本案中吕军将诉争承兑汇票支付给鲍中传后,鲍中传为办理“贴现”事宜,于2011年10月19日通过其同学关云将承兑汇票交给刘和平,刘和平再将承兑汇票交给焦海燕,焦海燕于2011年10月2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鲍中传186万元。鲍中传与焦海燕等个人之间的“贴现”行为,实质为民间资金融通的一种方式,并非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贴现行为,焦海燕以相应的对价取得承兑汇票,鲍中传亦获得相应的“贴现”款,转让过程中双方均为自愿,承兑汇票也合法有效,对此,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文禁止个人之间类似的票据转让行为。之后,焦海燕取得该承兑汇票后,继续转付后手,致承兑汇票上除收款人(第一个背书人)济宁市国鸿润滑油有限公司外又背书五个公司,其中第五个背书人甘肃银先聚银化工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收到该承兑汇票。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第二十九条“背书由背书人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之规定,甘肃银先聚银化工有限公司在承兑汇票上背书并取得该承兑汇票起已获得该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2011年11月3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发出公示催告,但甘肃银先聚银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当时的持票人并未申报权利,而于2011年11月30日又背书转让给甘肃银先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据此,该承兑汇票在鲍中传交给焦海燕之后又背书五次的行为与鲍中传不存在直接关系,票据权利义务也完全转移至背书人或持票人,鲍中传亦并不能享有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权利义务。该承兑汇票无法付款的原因是持票人未在人民法院公示催告期限内申报权利,致使该承兑汇票被判决宣告无效而造成的。之后,持票人亦未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向出票人或背书人主张权利。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票据纠纷法律关系转化为债权纠纷法律关系”不当。

申诉人鲍中传、焦丽英同意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焦海燕辩称,二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涉案汇票被判决除权已经失权的情况下,焦海燕拿汇票原件向鲍中传追索,鲍中传拿到汇票后为焦海燕打了欠条,标明详细信息。双方协商中自愿处分相应的权利,转化为债权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故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被申诉人吕军辩称,涉案汇票来源于鲍中传与王洪玉等五人合伙之间退还投资款,吕军按照王洪玉的指令将十余张共计1620万元的汇票按投资比例分配各合伙人,鲍中传得到涉案汇票,并未支付对价。

焦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鲍中传偿还欠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鲍中传妻子焦丽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鲍中传、焦丽英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1年9月10日,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与济宁市国鸿润滑油有限公司签订了《成品油购油合同》,同年9月20日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出具在济宁银行开出的承兑汇票200万元面值的200张,其中包括票号为×××金额200万元的涉案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涉案汇票),100万元面值的10张,票面价值共计5000万元,因价格原因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取消该笔业务,同日济宁市国鸿润滑油有限公司背书后将上述承兑汇票退还给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同日,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会计为将本公司的上述5000万元承兑汇票变现使用,在本公司主要负责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找到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的人员,由该人员将上述5000万元承兑汇票以扣息5.5%的价格找企业进行贴现。同年10月19日,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以涉案汇票丢失为由向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同年11月3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登报进行了公告。2012年1月5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任民催字第32号民事判决,判决涉案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另,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2)任刑初字第1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济宁中油石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会计等人员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经营承兑汇票数额50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2010年11月13日,王洪玉代表鲍中传、吕军等合伙人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纳林丰胜奎煤矿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一份。该煤矿于2011年10月16日将涉案汇票转付给吕军。同年10月18日,吕军又将该涉案汇票支付给鲍中传之妻焦丽英,焦丽英在票据下面签字“收到此承兑,焦丽英(原判决笔误为焦海燕)2011.10.18”。同年10月19日,鲍中传经其同学关云联系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将该涉案汇票转付至郝春及焦海燕,同年10月20日,焦海燕从建设银行海拉尔路支行转付给鲍中传175万元,又以其他方式支付鲍中传11万元。之后该涉案汇票单上记载的背书人依次为:济宁市国鸿润滑油有限公司、慈溪市星源聚胺脂贸易有限公司、无锡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北化凯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银先聚银化工有限公司、甘肃银先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先化学公司)。银先化学公司持有的涉案汇票及粘单可以证明汇票背书连续。2012年5月16日,郝春向乌海市公安局海南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报案材料称:“2011年10月19日其从海勃湾电厂鲍中传的朋友手中取承兑汇票一张,为鲍中传办理汇票变现交易,并于第二天将贴息兑现款186万元给付鲍中传,汇票到期后从银行得知该汇票已于2011年10月19日被挂失,致使报案人汇票到期后无法收回200万元的现款。据此,鲍中传用挂失的汇票骗取了贴息兑现款,请求公安机关追回被骗的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78000元”。2012年6月12日,焦海燕、郝春等人找鲍中传、吕军,经多次讨要已转付其涉案汇票面额200万元现款,吕军无奈给鲍中传出具200万元欠条,鲍中传又为焦海燕出具200万元欠条。又查明,2012年8月18日,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凤凰岭街派出所接到吕军报警称,焦海燕、郝春、鲍中传等人扰乱其正常办公,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因其是经济纠纷告知到相关部门处理。2012年8月20日,焦海燕、郝春再次与鲍中传等人到太平洋投资公司吕军办公室拉横幅站在二楼高台上条幅写着“锦绣花园太平洋投资公司的吕军恶意欠薪200万元不还”。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区分局经侦大队按照分局要求到达现场,由凤凰岭派出所、巡警、刑警、经侦等部门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了解情况,建议双方进行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依据《票据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七)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焦海燕的诉讼请求。

焦海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是债权纠纷还是票据纠纷;鲍中传向焦海燕出具欠条的行为如何认定,欠款及利息问题。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票据纠纷法律关系,在鲍中传向焦海燕出具欠条之后,本案的法律关系即转化为债权纠纷法律关系,故本案应认定为债权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依据鲍中传出具的欠条进行认定。关于鲍中传称其出具欠条系因焦海燕以跳楼相威胁能否认定受胁迫的行为的问题。对于“胁迫行为”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本案从时间上看,欠条出具的时间在前,派出所出警记录时间在后,焦海燕是否存在胁迫行为以及胁迫行为的程度是否足以让鲍中传出具欠条不能认定,鲍中传陈述的焦海燕以跳楼相威胁的行为也会对鲍中传、吕军产生一定的精神紧张的后果,故鲍中传出具欠条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胁迫的行为。关于欠款的金额及利息问题。欠条中载明的金额为200万元,鲍中传认可实际收到186万元,焦海燕陈述其中14万元系现金给付,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且案外人郝春的报案材料中亦陈述为186万元,故认定焦海燕共计支付鲍中传186万元。焦海燕请求支付利息,因双方未作约定,故不予支持。焦海燕请求焦丽英承担连带责任,因鲍中传与焦丽英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焦丽英未能证明此笔债务为鲍中传个人债务且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焦丽英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院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鲍中传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焦海燕欠款186万元;三、焦丽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鲍中传、焦丽英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作出(2017)内民申373号民事裁定:驳回鲍中传、焦丽英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票据交易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涉案票据被法院判决除权宣告无效后的权利救济问题,以及本案适用法律依据问题。

一、关于涉案票据交易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本案申诉人鲍中传、焦丽英与被申诉人焦海燕、吕军之间的票据交易行为属于自然人之间的票据买卖关系,而非《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背书转让,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对象。首先,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向银行申请办理票据贴现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二)与出票人、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支付结算办法》第七十四条也规定,使用商业汇票应当是“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并且“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涉案票据交易的当事人均为自然人,并且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双方之间以票据为标的物的买卖行为不符合规定,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对象,双方不是票据法律关系。故原二审认定双方当事人的“票据中介行为尚未被《票据法》所认可,不构成票据法意义上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关系”,并无不当;其次,涉案当事人不属于涉案票据合法持有人。《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为“前后连续衔接的背书转让被背书人”,即持票人只能依据票据记载情况确定,而非票据物质占有情况。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吕军将涉案票据交付给鲍中传抵顶投资款,鲍中传又将票据买卖交付焦海燕,焦海燕将186万元“贴现”款支付给鲍中传,该事实表明吕军、鲍中传、焦海燕曾经占有过涉案汇票,并以该涉案汇票为标的物进行了自然人之间票据买卖行为。这种票据买卖行为因没有背书记载于该汇票上,票据占有人吕军、鲍中传、焦海燕不能成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不构成票据法律关系中的承兑、贴现票据关系。据此,二审认定“本案票据纠纷法律关系转化为债权纠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再次,票据权利依附于票据,须以票据的合法取得为基础。从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属性看,《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票据关系主体的权利及义务等一切事项只能依票据上记载的文字内容为准,不受票据记载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票据作为债权债务凭证,记载事项和格式由法律规定。票据关系应严格按照法定的形式、格式,完整准确、如实的记载于票据上,否则影响票据权利甚至导致票据无效。《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据此,票据当事人必须是记载于票据上的权利或义务人,只有被记载背书在票据上的持有人才可以享有票据权利。此外,票据的取得手段必须合法,票据的签发、转让、承兑、付款、追索都必须严格按票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本案鲍中传、焦海燕、吕军等均没有也不可能被背书记载于涉案票据上,故不能成为票据法上的权利或义务人,不产生票据权利,不享有依据票据追索和付款的请求权。涉案当事人也不是通过背书方式取得票据,该票据转让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重大过失”即取得人未尽简单注意义务如记载事项欠缺,背书的连续等。此外,受让票据时明知前手并无让与票据权利仍受让,也不属于“善意取得”。本案事实表明,鲍中传和焦海燕包括前后手之间的票据流转,符合上述规定的“恶意取得”和“重大过失”情形,因而双方均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法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

二、关于涉案票据被法院判决除权宣告无效后的权利救济问题。除权判决是人民法院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对无权利人申报或申报被驳回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法律制度,除权判决一经作出即宣告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分离,票据即失去效力,在除权判决未被撤销的情况下,转让的票据无效,即便票据关系合法票据权利也不复存在,请求票据权利失去法律基础。鲍中传在焦海燕返还其涉案票据后出具“欠条”,是双方对于涉案票据被判决除权后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此民事行为表明双方已经恢复基础的原合同关系状态,不能再通过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流转合法化来主张权利。因“欠条”记载的数额200万元与双方实际发生的债权债务数额不符,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实际情况认定为186万元,并无不当。涉案“欠条”是辅助认定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该“欠条”是否存在“胁迫”,因其形成过程仅有焦海燕、鲍中传与吕军发生过争议的证据,申诉人主张构成“胁迫”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涉案双方基于票据上承载的货币价值而进行了票据的买卖行为,后票据因被除权判决而失效,票据承载的货币价值消失,无法基于票据承兑价值实现权利。焦海燕将涉案票据返还鲍中传,鲍中传为焦海燕出具“欠条”确认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焦海燕与鲍中传形成了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故本案应当以双方实际发生的以票据为转让标的物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适用法律。

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当事人鲍中传、焦海燕、吕军之间不是票据法律关系,不具有票据权利,不能依据涉案票据主张权利的理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涉案当事人以票据为标的物的票据买卖行为,在被判决除权无效后,涉案当事人以出具“欠条”的方式确认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双方行为转化为债权法律关系,检察机关抗诉理由及申诉人鲍中传、焦丽英的申诉理由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原二审判决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乌中民一终字第57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 宏

审 判 员  张 冉

审 判 员  王文君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焦日清

书 记 员  涂 彬

书 记 员  涂 彬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民终159号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内民终15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察右前旗三铁矿,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沟口村西南。

投资人:侯丽静,负责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建民,男,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察右前旗三铁矿职工,住河北省迁安市。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学军,察右前旗三铁矿法律顾问。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察右前旗晶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大西沟。

法定代表人:郝连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永,北京市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农,乌兰察布市148协调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察右前旗三铁矿(简称三铁矿)、杨建民因与被上诉人察右前旗晶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晶华公司)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9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铁矿、杨建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学军、李晓霞,被上诉人晶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郝连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永、王晓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三铁矿、杨建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晶华公司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晶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晶华公司此次起诉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晶华公司两次起诉当事人相同、事实相同,争议的都是三铁矿的采矿权,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存在法院的生效判决,并已经对晶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作出最终裁判。一审法院回避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乌民初字第13号和(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是造成本案错判的主要原因。(二)晶华公司是股东以货币出资形式设立登记注册的,杨建民已经按照协议和公司章程规定出资到位,杨建民和三铁矿没有再向晶华公司投入采矿权的义务。(三)晶华公司起诉依据的两份转让协议均是无效民事行为,协议中有关转让探矿权证和采矿权证的条款属无效条款。理由:一是该两份协议约定转让的矿业权均无对价,属无偿转让,违反等价有偿的公平原则。二是该两份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三是该两份协议均是晶华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协议免除了晶华公司的一切责任,加重了三铁矿和杨建民的责任,排除了采矿权证的合法所有权人三铁矿的主要权利,不给转让对价,损害了三铁矿的利益。四是该两份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转让”标的物尾号为058的探矿权证,当时根本不存在,实际上无转让标的物。杨建民在2007年6月28日依法取得尾号为058的探矿权证后,依照《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采矿权主体必须是“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早在2007年12月6日经政府职能部门批准,依法变更登记为三铁矿,探矿权证尾号为704,所以该两份转让协议签订时,尾号058的探矿权证已不存在。五是晶华公司请求三铁矿将采矿权证转让其名下,违反国务院《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转让采矿权,应当具备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的条件”,三铁矿的采矿权证于2009年5月12日才获得批准,2008年6月6日三铁矿还未取得采矿权证,不具备转让条件。(四)一审判决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一是杨建民根本没有将058号探矿权入伙三羊铁矿,一审判决仅以杨建民不否认在协议上签名,就认定协议内容真实是错误的。三羊铁矿是合伙企业,依法不具备受让采矿权的主体资格,涉案探矿权证、采矿权证始终是在杨建民和三铁矿名下,从没有变更或转让给他人,更没有作价入伙三羊铁矿。二是合作协议中所指“上述资产”根本不包含杨建民的探矿权。合作协议中所指资产根本没有指明包含大西沟探矿权,更没有指明包含杨建民的探矿权。杨建民为了办理探转采,将自己的探矿权变更到自己的独资企业三铁矿名下,是杨建民的权利。三是2008年6月6日两个转让协议未生效,依法不可能再生效,因2012年的生效判决认定转让协议未生效,晶华公司争要的采矿权是三铁矿的,已经从实体上判决驳回晶华公司主张两个转让协议有效、争要三铁矿权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转让协议有效,违背本案事实,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对终审判决进行了改判。一审判决认定“实际权利人应为三羊铁矿”实属违法,认定杨建民仅出资196万元不可能取得39%的份额,没有证据证明,同时认定“三羊资产已转化为晶华公司股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五)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该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晶华公司争要三铁矿采矿权纠纷,已经在2012年作出终审判决,故不应当适用该解释。

晶华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一审诉讼与(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不是同一案件,不存在重复诉讼。本案的诉请是基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有约束力,要求三铁矿和杨建民履行相应行政报批手续。而(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中,晶华公司的诉请是确认《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有效,确认采矿权的归属。两个案件中晶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根本不存在重复诉讼。(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驳回晶华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因为采矿权转让合同效力需行政主管机关通过审批来确认,在行政主管机关批准之前,采矿权转让合同处于“成立而未生效阶段”,所以法院驳回了晶华公司要求确权的诉讼请求。而本案诉请是要求三铁矿和杨建民向行政主管机关履行报批手续,而非确认合同效力。(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有清晰表述:“三铁矿与晶华公司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事宜,该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了原审诉讼请求,二审依法不予调整,晶华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不存在重复诉讼。(二)合同内容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起始于“合同成立之日”而非起始于“合同生效之日”,对于“成立但还未生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仍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相应报批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和受让人的请求,判决受让人代为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按照以上法律规定,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是依法成立的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三铁矿和杨建民应该积极履行相应报批义务。综上,三铁矿和杨建民始终以“合同未生效”为借口,并试图以此来否认或逃避其在“依法成立合同”中应承担的义务,拒绝向行政主管机关履行报批义务行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晶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三铁矿和杨建民在30日内与其一起办理将三铁矿名下的采矿权转让给晶华公司的申请审批手续,同时判决如果不在指定期限内与晶华公司共同办理审批手续时,晶华公司自行办理申请批准的有关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月31日,郝连坡与杨建民订立《内蒙古察右前旗三羊铁矿股东协议》,约定:郝连坡出资25.5万元,杨建民以自己的各种资产及证号为1500000731058号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形成的资产共作价24.5万元,注册成立合伙企业“察右前旗三羊铁矿”,郝连坡股份51%,杨建民股份49%。2008年4月18日,包钢集团(察右前旗)宁远物资有限公司(简称包钢宁远公司)与三羊铁矿股东郝连坡、杨建民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合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三羊铁矿出资400万元,占合资公司80%股份,包钢宁远公司出资100万元,占合资公司20%股份;将三羊铁矿所拥有的资产、资产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以及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的行政许可权益等均作为重组资产纳入重组后的合资公司资产范围,包钢宁远公司再向合资公司投入4900万元,用于合资公司扩大再生产;协议还约定,由合资公司抓紧办理采矿权证。该协议订立时,杨建民隐瞒了2007年10月25日注册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察右前旗三铁矿”。协议签订后,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按约注册成立晶华公司,包钢宁远公司亦按约向晶华公司投入4900万元。2008年4月20日,三羊铁矿合伙人郝连坡与杨建民签署决议,即决定增加注册资本,由原50万元增加到450万元,净增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杨建民增加196万元,郝连坡增加204万元,投资比例分别为49%和51%,并一致通过2008年4月20日重新修订的合伙协议。晶华公司成立后,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在办理登记杨建民名下的三羊铁矿探矿权变更为晶华公司名下采矿权相关转让事宜中,因杨建民在2007年10月25日已注册成立个人独资企业三铁矿,并于2017年12月6日将杨建民名下探矿权变更至三铁矿,之后办理探转采手续的情况下,杨建民与晶华公司经协商,于2008年6月6日杨建民和三铁矿与晶华公司分别签订《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约定将以三铁矿名义办理并获得的察右前旗大西沟铁矿采矿权,采矿权人变更为晶华公司,同时约定未经各方同意,协议不得终止或解除。该两份协议签订后,杨建民及三铁矿于2008年10月28日授权郝连坡办理探转采前期准备相关事宜。2009年4月8日,杨建民向郝连坡及国土资源部门发函,撤销对郝连坡的授权,明确三铁矿的一切事宜只能由杨建民本人亲自办理。之后,晶华公司要求三铁矿及杨建民按照《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约定,将三铁矿名下的采矿权转移至晶华公司名下未果,提起诉讼。该授权文件中,附有探矿证复印件,该探矿权与2007年6月28日取得尾号为058号探矿权证的探矿坐标、面积均一致,且探矿权人均为杨建民。另查明,对于本案涉及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相关探矿权和采矿权,杨建民2006年6月28日取得该矿区探矿权,证号为1526000630062,2007年6月28日探矿权证号变更为1500000731058,2007年12月6日1500000731058号探矿权变更至三铁矿名下,探矿权证号变更为1500000722704,2009年5月12日三铁矿将该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证号为×××,2009年12月4日三铁矿投资人由杨建民变更为侯丽静。再查明,该院(2011)乌民初字第13号案件中,晶华公司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有效;2.依法确认晶华公司是证号为×××采矿许可证的合法采矿权人”。该院审理认为该协议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尚未生效,判决驳回晶华公司的诉讼请求。晶华公司提起上诉,理由为“三铁矿与晶华公司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事宜”,经高院二审审理,以该上诉理由超出原审诉讼请求可另行主张,作出(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晶华公司以本案诉讼请求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2)乌民初字第17号民事裁定,认为诉请事项与前一案诉讼请求无实质性区别,属重复起诉,裁定不予受理。晶华公司不服该一审裁定,提起上诉,高院二审审理认为对于“三铁矿与晶华公司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事宜”的诉讼请求已为晶华公司保留了诉权,一审不予受理不当,以(2012)内立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2)内立民一终字第17号民事裁定,指令受理该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涉及是否重复起诉、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书》所约定出资是否包含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探矿权、《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效力及三铁矿和杨建民是否应履行与晶华公司共同办理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义务等问题。关于本案是否重复起诉的问题。晶华公司于2010年4月5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确认《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有效,并确认晶华公司是证号为×××采矿许可证的合法采矿权人”,晶华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原、被告共同办理采矿权转让的申请审批手续,以及被告未在指定期限内与原告共同办理审批手续时,原告自行办理申请批准的有关手续”,该诉讼请求与2010年4月5日提起诉讼的诉讼请求不同,且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确认非重复起诉,并裁定指令审理,故三铁矿和杨建民认为本案属重复起诉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书》所约定出资是否包含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探矿权的问题。首先,晶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郝连坡与杨建民在2007年1月31日订立《三羊铁矿股东协议》,明确约定杨建民以自己的各种资产及证号为1500000731058号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形成的资产作价24.5万元,成立三羊铁矿,该协议对杨建民以该探矿权作为出资的约定明确。对于杨建明认为尾号058探矿权证在2007年6月28日取得,2007年1月31日股东协议中尾号058探矿权证并不存在、协议不真实的理由,因杨建民在2006年6月28日即已取得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的探矿权,2007年6月28日取得尾号058探矿权证,二者在探矿坐标、面积、探矿权人登记均一致,系针对同一探矿区域在不同年度所颁发的探矿权证,对于该股东协议时间早于取得058号探矿权证,因杨建民不否认该协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应当存在取得058号探矿权证的情况下,将股东协议时间提前的问题,即以此并不能否认股东协议真实性,故对于三铁矿和杨建民主张协议订立时,尾号058探矿权不存在、协议不真实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根据2007年1月31日股东协议约定及2008年4月20日三羊铁矿合伙人郝连坡与杨建民增加注册资本的合伙决议,本案所涉察右前旗大西沟探矿权,虽登记在杨建民名下,应当属于合伙企业三羊铁矿。其次,2008年4月18日,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在该协议中约定“三羊铁矿所拥有的资产、资产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以及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的行政许可权益等均作为重组资产纳入重组后的合作公司资产范围”,合作协议中所指上述资产应当包含察右前旗大西沟探矿权。而杨建民签订该合作协议时,隐瞒该探矿权已变更至其个人投资成立的三铁矿名下,其行为违反2007年1月31日股东协议约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第三,2008年6月6日,杨建民以本人以及三铁矿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分别与晶华公司签订《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两份协议分别约定对杨建民名下1500000731058号探矿权以及三铁矿名下采矿权变更至晶华公司,上述协议表明杨建民继续履行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合作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并同意将探矿权以及三铁矿由此取得的采矿权变更至晶华公司。关于2008年6月6日《探矿权、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效力问题。就本案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的探矿权及之后办理的采矿权,虽然登记权利人分别为杨建明和三铁矿,但实际权利人应为三羊铁矿。基于包钢宁远公司投入4900万元,三羊铁矿以包括三铁矿名下采矿权在内的资产作为出资,获得晶华公司股权,三羊铁矿资产已转化为晶华公司股权,杨建民亦因此取得晶华公司39%份额,而仅以其196万元出资不可能取得该39%份额,包钢宁远公司亦不可能投资近5000万元仅取得晶华公司20%股权。故杨建民及三铁矿认为三羊铁矿没有探矿权、不存在办理三羊铁矿探矿权转到晶华公司名下的事实,不存在应当履行义务以及晶华公司无偿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以及针对探、采矿权变更订立的协议,对相关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铁矿和杨建民以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为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该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对于三铁矿和杨建民认为协议违反《国务院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转让采矿权,应当具备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的条件”,因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根据本案中相关协议约定,探矿权、采矿权变更具备申请办理的条件,是否批准属于相关部门审查范围。三铁矿和杨建民应当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履行探矿权、采矿权的协助报批义务,虽然2009年12月4日三铁矿投资人由杨建民变更为侯丽静,但投资人的变更并不影响三铁矿对于《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履行义务。综上,晶华公司对于三铁矿、杨建民与其办理探、采矿权申请报批手续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判决:三铁矿及杨建民在30日内履行三铁矿名下的采矿权转让给晶华公司的报批义务;如果不按本判决规定期限履行,晶华公司可自行办理申请报批手续。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三铁矿和杨建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举证、质证意见与一审的意见一致。晶华公司补充质证意见:尾号为062、058、704的探矿权证实际上都是同一坐标在不同时间的探矿权编号,均是指坐标位置为东经113度13分45秒至113度17分15秒,北纬40度43分00秒至40度44分15秒,勘查面积为8.73平方公里的探矿权范围。三个不同的证号是年检时的重新编号,三个证书的坐标位置和面积完全一致。三铁矿和杨建民补充质证意见:合作协议中把尾号为058的证书写入,但当时并没有058号探矿权证,证号不一样但是坐标相同,尾号058的探矿权证原来是杨建民的,之后尾号704的探矿权证是三铁矿的,足以证明合作内容不真实。工商档案是股东以货币形式投资,并没有杨建民或者三羊铁矿再投入采矿权的记载。本院对尾号为062、058、704探矿权证是同一坐标位置的同一铁矿,但证书编号不同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双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争议是否属于重复起诉问题;(二)双方签订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三)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订立合作协议所约定出资中是否包含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的探矿权问题;(四)三铁矿和杨建民是否应履行三铁矿名下的采矿权转让给晶华公司的报批义务。

(一)关于本案争议是否属于重复起诉问题。本案晶华公司提起诉讼请求为“原、被告共同办理采矿权转让的申请审批手续,以及被告未在指定期限内与原告共同办理审批手续时,原告自行办理申请批准的有关手续”;晶华公司于2010年4月5日提起诉讼的请求为“确认《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有效,并确认晶华公司是证号为×××采矿许可证的合法采矿权人”,晶华公司两次提起诉讼的具体请求不同。本院(2011)内民一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晶华公司要求确认《探、采矿变更(转让)协议》有效及确认采矿权归属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中表述:“三铁矿与晶华公司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事宜,该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了原审诉讼请求,二审依法不予调整,晶华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晶华公司有权提起继续履行双方合同中约定转让采矿权报批义务的诉讼请求。况且,本院生效裁定已确认晶华公司并非重复起诉,并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该案,故三铁矿和杨建民认为本案属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方签订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约定将以三铁矿名义办理并获得的察右前旗大西沟铁矿采矿权,采矿权人变更为晶华矿业公司,同时约定未经各方同意,协议不得终止或解除。该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因两份转让合同均未经审批管理机关作出准予转让或不准转让的决定,故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应为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且两份协议签订后,三铁矿和杨建民于2008年10月28日授权郝连坡办理探转采前期准备的相关事宜,并将三铁矿和杨建民的企业营业执照、公章、税务登记证、财务章等交给了晶华公司保存,证明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具体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铁矿和杨建民以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主张两份协议无效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关于杨建民及三铁矿上诉认为两份协议违反国务院《关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转让采矿权,应当具备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的条件,属无效协议。鉴于探矿权、采矿权变更是否批准属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查范围,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并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三)关于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订立合作协议所约定出资中是否包含察右前旗大西沟矿区的探矿权问题。2007年1月31日,郝连坡与杨建民订立《三羊铁矿股东协议》,明确约定杨建民以其各种资产及证号为1500000731058号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形成的资产作价24.5万元,成立三羊铁矿,证明杨建民明确要以该探矿权作为合伙出资。杨建明主张尾号058探矿权证在2007年6月28日取得,2007年1月31日股东协议中尾号058探矿权证并不存在,故协议不真实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杨建民在2006年6月28日即已取得涉案的探矿权,探矿权证的尾号为062号,2007年6月28日换证的尾号为058号,二者在探矿坐标、面积、探矿权人登记均一致,062号、058号探矿权证只是编号不同,实质是同一探矿权,因该协议是探矿权人杨建民本人所签,足以证明其以该探矿权作为合伙出资的意思表示真实。2008年4月18日,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内容反映出东经113度13分45秒至113度17分15秒,北纬40度43分00秒至40度44分15秒,勘查面积为8.73平方公里的探矿权实际属于三羊铁矿所有。协议约定“三羊铁矿所拥有的资产、资产性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以及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的行政许可权益等均作为重组资产纳入重组后的合作公司资产范围”,合作协议中所指资产范围应当包含大西沟探矿权。杨建民作为该探矿权的登记权利人在《合作协议书》中以三羊铁矿股东的身份签字,再次确认三羊铁矿实际享有大西沟铁矿探矿权的事实。在合同双方因该探矿权变更为三公司名下而发生争议后,三铁矿和杨建民又与晶华公司签订了两份《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并授权郝连坡负责办理探、采矿权变更及探矿权转采矿权的全部相关事宜。上述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所涉大西沟探矿权,虽登记在杨建民名下,实际上属于合伙企业三羊铁矿的事实,故三铁矿和杨建民现以尾号为058号、074号探矿权证取得的时间或者登记的名称来否认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羊铁矿与包钢宁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内容反映出各方投资一部分是在工商机关登记的注册资金,另一部分是注册资金之外各方纳入的资产,包括包钢宁远公司追加投资4900万元,三羊铁矿是以探矿权及未来形成的采矿权纳入晶华公司的资产范围。故三铁矿和杨建民上诉称晶华公司是股东以货币出资形式设立登记注册的,杨建民已经按照协议和公司章程规定出资到位,三铁矿和杨建民没有向晶华公司投入采矿权义务的理由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三铁矿和杨建民是否应履行三铁矿名下的采矿权转让给晶华矿业公司的报批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三铁矿和杨建民分别与晶华公司签订《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均同意将采矿权变更到晶华公司名下,该合同作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铁矿和杨建民应当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履行协助报批义务。虽然三铁矿投资人于2009年12月4日由杨建民变更为侯丽静,但投资人的变更并不影响三铁矿对于《探、采矿权变更(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履行义务。三铁矿和杨建民上诉提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因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情形,且本案现处于二审阶段,故三铁矿和杨建民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三铁矿和杨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察右前旗三铁矿、杨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学东

审判员   孙晓磊

审判员   李 庆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祝 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再111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民再1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富锋镇宋家村88号。

法定代表人:尉胜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平,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前郭县阳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主街。

法定代表人:周学声,该公司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雷,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鲁博,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松原市隆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锦江大街(镜湖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国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有限公司(原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以下简称长春直属库)因与被申请人前郭县阳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村镇银行)、松原市隆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7民终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8)吉民申24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长春直属库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平、阳光村镇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雷、焦鲁博到庭参加诉讼。隆瑞祥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春直属库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保理业务中转让的《中储粮食采购合同》项下隆瑞祥公司对长春直属库的应收账款债权并不存在,应驳回阳光村镇银行对长春直属库的诉讼请求。(二)阳光村镇银行不应当向长春直属库主张合同之债,即使主张侵权责任之债,但由于阳光村镇银行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也由于长春直属库并不是有意编造虚构债权,所以应当由阳光村镇银行承担全部责任。1.阳光村镇银行没有按照保理业务的规范和惯例要求进行尽职调查,没有对申请客户的资信状况及交易的真实性进行从严审查和审慎地核实,存在重大过错。2.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签订《中储粮食采购合同》是受到欺诈所致,就此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刑事立案。长春直属库出具发票收妥确认函等文件时,没有识破卢某的骗局,并不是有意地编造虚构债权,也没有证据证明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卢某)存在共同故意,因此不应由长春直属库承担侵权责任。(三)在诉讼之前,长春直属库向阳光村镇银行支付的610万元不应算作隆瑞祥公司归还的借款,应为长春直属库对阳光村镇银行的预赔偿款。即使判决长春直属库承担责任,也应当在重新核定阳光村镇银行的损失基础上,根据过错改判各方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四)由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就不应按照其约定的利息及罚息标准来计算阳光村镇银行的利息损失,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作为损失予以改判。即使按照合同约定的利息及罚息计算损失,一审、二审判决确定的计息方式也存在错误。应当按照月利11.6‰计算到借款合同期满,之后再按月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及罚息。请求再审本案并改判驳回阳光村镇银行对长春直属库的诉讼请求。

阳光村镇银行辩称,(一)长春直属库在涉案保理业务办理过程中,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向阳光村镇银行出具了《发票收妥确认函》,确认其已收到货物及发票,同时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确认债权真实存在并承诺向阳光村镇银行支付上述货款。该行为属于欺诈,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阳光村镇银行在办理涉案保理业务时,已经严格按照融资程序进行审查、放款,同时向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之间基于《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所产生的20,092,280.00元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了调查核实,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并无过错行为。(三)本案利息计算确实存在错误,经法庭确认后,同意返还。

隆瑞祥公司未参加庭审活动,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阳光村镇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春直属库支付给阳光村镇银行欠款共计795,130.08元,并自2014年8月5日起按月利率11.6‰给付利息,自2015年1月4日起按月利率上浮50%计算罚息;2.隆瑞祥公司在500万元融资本金范围内对长春直属库的795,130.08元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3.长春直属库及隆瑞祥公司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2日,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约定长春直属库向隆瑞祥公司采购2013年产水稻,合同价款为20,092,800.00元,同时约定长春直属库在收到隆瑞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支付货款给隆瑞祥公司。2014年7月22日,长春直属库向隆瑞祥公司出具《发票收妥确认函》,确认函中注明长春直属库收到隆瑞祥公司价值20,092,800.00元货物,货款未付,且确认收到编号为001155536、00155538-00155558号发票共21张。2014年7月25日,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由阳光村镇银行向隆瑞祥公司提供保理融资500万元,融资额以应收账款20,092,800.00元为基础,融资比例为24.89%,该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明保理业务。同时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1.6‰,隆瑞祥公司逾期还款从逾期日按执行利率基础上浮50%计收罚息。2014年7月25日,阳光村镇银行依据该《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向隆瑞祥公司放款500万元。2014年7月25日,阳光村镇银行与长春直属库、隆瑞祥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确认隆瑞祥公司已将其对长春直属库的20,092,800.0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的事实通知到长春直属库,长春直属库承诺按照《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内容向阳光村镇银行支付债权下的所有款项。截止至起诉之日,阳光村镇银行尚有本金795,130.08元未得到清偿,经阳光村镇银行向长春直属库、隆瑞祥公司索要未果,形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隆瑞祥公司由吉林市万隆粮食有限公司独资设立,李国峰为隆瑞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系法定代表人,卢某为公司监事。卢某系吉林市万隆粮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长春直属库控告卢某及阳光村镇银行涉嫌诈骗,2015年10月26日吉林市公安局对案外人卢某涉嫌诈骗予以立案,未对阳光村镇银行以涉嫌犯罪立案。长春直属库实际上至今未收到隆瑞祥公司上述水稻。一审法院判决:(一)合同编号为30002140725122678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无效;(二)隆瑞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阳光村镇银行贷款795,130.08元及赔偿相应利息、罚息(利息按月利率11.6‰自2014年8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罚息按月利率11.6‰上浮50%自2015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对上述第二项隆瑞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长春直属库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6,800.00元由长春直属库、隆瑞祥公司负担。

长春直属库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吉0721民初5573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判令长春直属库不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阳光村镇银行、隆瑞祥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二审法院认为,1.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一审中,阳光村镇银行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长春直属库承当相应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以及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适用以上法律规则的逻辑前提为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审查合同是否成立、有效,进而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如何履行正确,长春直属库该部分上诉请求不成立。2.关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有效问题。本案争议的保理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法律关系,是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一系列法律行为引起权利义务变化的总称,并非一个静态的法律事件。在隆瑞祥公司与长春直属库之间并未存在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且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有效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而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因失去事实基础而被一审法院认定无效正确。3.关于长春直属库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一审查明以及长春直属库的上诉理由,可以确认长春直属库自始至终并未收到隆瑞祥公司的货物,双方也不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但是隆瑞祥公司2014年7月22日出具的发票确认函却明确标注已经收到了货物且货款未付,并且在2014年7月25日收到阳光村镇银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时承诺支付债权下的所有款项。以上行为明显属编造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隆瑞祥公司应该对于阳光村镇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关于阳光村镇银行在保理合同法律关系中是否存在过错问题。经审查,在合同磋商以及订立过程中,阳光村镇银行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审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的规定,长春直属库主**光村镇银行存在明显的过错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二审期间,长春直属库并未就阳光村镇银行是否存在过程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在没有有效证据证明阳光村镇银行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该部分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争议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依据该事实确认各方法律责任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正确。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长春直属库负担。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2014年7月12日,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一份。约定长春直属库向隆瑞祥公司采购2013年产水稻,合同总价款为20,092,800.00元,同时约定长春直属库在收到隆瑞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六个月内支付货款给隆瑞祥公司。

2014年7月25日,长春直属库向隆瑞祥公司出具一份《发票收妥确认函》。确认函中载明:“本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至2014年7月22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2,009.28万元,我公司尚未付款。现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下面附表格,表格内列明编号为001155536、00155538-00155556、00155558号发票共21张,发票总金额为20,092,800.00元。

同日,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合同编号:30002140725122678)。约定由阳光村镇银行向隆瑞祥公司提供保理融资500万元,融资额以应收账款20,092,800.00元为基础,融资比例为24.89%,该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的明保理业务。也在同一天,隆瑞祥公司与阳光村镇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0002140725122678)一份。约定隆瑞祥公司向阳光村镇银行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2014年12月24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1.6‰,“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大写)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阳光村镇银行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向隆瑞祥公司发放了贷款500万元。

还是同一天,隆瑞祥公司向长春直属库发出了一份加盖其公章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将隆瑞祥公司与阳光村镇银行签订30002140725122678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把其在长春直属库总计20,092,800.00元应收账款及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的事实通知给了长春直属库。长春直属库和阳光村镇银行均在该《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加盖了公章。截止至起诉之日,阳光村镇银行尚有本金795,130.08元及相应利息、罚息未得到清偿,经阳光村镇银行向长春直属库、隆瑞祥公司索要未果,形成本案诉讼。

隆瑞祥公司由吉林市万隆粮食有限公司独资设立。李国峰为隆瑞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系法定代表人,卢某为公司监事。卢某系吉林市万隆粮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长春直属库控告卢某、阳光村镇银行涉嫌诈骗,吉林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26日受案,并于2015年11月2日对卢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予以立案侦查,未对阳光村镇银行进行立案侦查。

本案再审申请人原名称为“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现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已经更名为“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有限公司”。

在再审开庭审理过程中,阳光村镇银行承认一审、二审判决在利息及罚息的表述上存在错误,罚息中不应该包括正常利息,应为50%的正常利息。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春直属库对阳光村镇银行在隆瑞祥公司处的贷款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所涉利息、罚息表述是否存在错误。

在评析双方争议焦点之前,考虑到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民事案件法律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是对诉讼争议所包含法律关系的准确概括,正确确定民事案件的案由能够更加准确地适用相关法律,更加有针对性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所以应当首先对一、二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下说明和论证。保理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属于无名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也没有规定“保理合同纠纷”这一案由。中国银监会于2014年4月10日公布实施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债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其提供下列服务中至少一项的,即为保理业务:(一)应收账款催收:商业银行根据应收账款账期,主动或应债权人要求,采取电话、函件、上门等方式或运用法律手段等对债务人进行催收。(二)应收账款管理:商业银行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向其提供关于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逾期账款情况、对账单等财务和统计报表,协助其进行应收账款管理。(三)坏账担保:商业银行与债权人签订保理协议后,为债务人核定信用额度,并在核准额度内,对债权人无商业纠纷的应收账款,提供约定的付款担保。(四)保理融资:以应收账款合法、有效转让为前提的银行融资服务。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贷款,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本案《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包含以下基本事实:隆瑞祥公司将其在长春直属库销售粮食所得应收账款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阳光村镇银行向隆瑞祥公司提供5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阳光村镇银行不承担长春直属库信用风险担保。该《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同时包含了债权转让、金融借款、应收账款催收等多种法律关系,是同时包含多个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关系的混合合同,并非单一的债权转让合同,故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原审确定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只看到了保理合同中债权转让的单方面特征,对于保理合同的以商品销售为基础、以提供融资服务为合同目的的其他属性没有全面涵盖,应予纠正。

针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关于长春直属库对阳光村镇银行在隆瑞祥公司处的贷款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1.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判断本案《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效力以及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以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本案中,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于2014年7月12日签订的《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及相关监管文件不属于法律法规,而是部门或行业规章制度,故上述合同均合法有效。至于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之间是否进行了真实交易,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事实,该事实只能是确认双方是否违约的基础,并不能对《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的效力产生任何影响。至于基础债权是否真实,是否会导致保理合同履行不能,也同样属于合同履行及是否构成违约问题,与合同效力无关。原审法院以阳光村镇银行、隆瑞祥公司、长春直属库之间成立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债权并不存在为由,认定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2.关于长春直属库是否应当承担偿还本息责任问题。本案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的《保理业务合同》是以隆瑞祥公司转让其在长春直属库的债权为基础的一种金融服务合同,该合同的订立以隆瑞祥公司在长春直属库有到期债权并将该债权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为前提,所以在隆瑞祥公司与阳光村镇银行签订《保理业务合同》,向长春直属库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得到了长春直属库盖章确认后,阳光村镇银行即取得了应收账款的相关权益。在该笔保理业务中,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长春直属库与隆瑞祥公司之间因订立《中储粮食采购合同》而形成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是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基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产生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三是阳光村镇银行与长春直属库基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而形成的买卖合同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在这三个法律关系中,隆瑞祥公司将其对长春直属库的债权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表象目的在于清偿保理借款本息,真实目的在于能够获取阳光村镇银行的贷款支持。阳光村镇银行之所以能够将贷款发放给隆瑞祥公司,也是基于隆瑞祥公司已经将对长春直属库的应收账款进行了转让,并得到了长春直属库的确认。长春直属库在收到隆瑞祥公司向其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后,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即对其产生约束力。所以阳光村镇银行在与隆瑞祥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向其发放贷款后,有权基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向长春直属库主张偿还借款本息的权利。长春直属库提出其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粮食采购合同》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的基础债权不存在,但其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并且,《粮食采购合同》《发票收妥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均加盖了长春直属库的公章,作为保理商阳光村镇银行有理由相信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故长春直属库应当在其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范围内,向阳光村镇银行履行偿还隆瑞祥公司保理融资款本息的责任。

3.关于阳光村镇银行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问题。首先,阳光村镇银行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依据的是《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要求长春直属库和隆瑞祥公司支付相关欠款,实际上是要求长春直属库和隆瑞祥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其主张的是合同之诉,并非侵权之诉。所以本案不能审理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过错责任问题,只能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认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或者缔约过错责任。如前所述,本案诉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缔约过错问题,所以对于长春直属库关于阳光村镇银行因其在订立合同时未尽审慎义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其次,在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对于阳光村镇银行应当审查以及如何审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并没有进行约定,即阳光村镇银行没有审查隆瑞祥公司用以转让的应收账款真实性、合法性的约定义务,所以不存在阳光村镇银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相关违约行为,并因此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问题。再次,长春直属库提及阳光村镇银行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及相关监管文件在对外发放贷款和借款使用监管方面的诸多义务,但这些相关规定均旨在引导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控制经营风险,减少在提供贷款或其他金融服务过程中的商业利益损失。其作为银行业内部的管理性规定,并不产生域外效力,也不能因此而产生域外责任。本案阳光村镇银行如有违反上述规定,在行业内部可能会受到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应处罚,但在行业之外,只能以其不能足额收回融资贷款的商业风险来承担其相关违规责任,别无其他,更不能由此产生相关的合同责任。所以,长春直属库关于阳光村镇银行应当因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违法发放贷款而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判决对于本案所涉利息、罚息的表述是否存在错误问题

在阳光村镇银行与隆瑞祥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10.1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借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大写)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本案一审判决第二项表述为:“松原市隆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前郭县阳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795,130.08元及赔偿相应利息、罚息(利息按月利率11.6‰自2014年8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罚息按月利率11.6‰上浮50%自2015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依据该判决内容,一审法院实际执行罚息的计算方法为:以795,130.08元为本金,以17.4%(11.6%×150%)为利率,从2015年1月4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扣划款项之日止。对此,本院向阳光村镇银行进行了询问,阳光村镇银行承认原审判决内容与双方约定的罚息计算标准不符,对于前述第10.1条约定的理解应当为:罚息不应包括正常利息,仅应为正常利息的50%,故本院对长春直属库关于原审判决确定的计息方式错误的主张予以支持。

另外,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注意到原审判决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民事判决的主文部分是人民法院针对当事人的诉求而作出的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明确回应。本案阳光村镇银行在2017年4月17日开庭审理时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长春直属库支付给阳光村镇银行欠款共计795,130.08元,并自2014年8月5日起按月利率11.6‰给付利息,自2015年1月4日起按月利率上浮50%计算罚息;2.隆瑞祥公司在500万元融资本金范围内对长春直属库的795,130.08元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3.长春直属库及隆瑞祥公司负担诉讼费用。其中并不包括要求确认涉案《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效力问题,所以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的第一项确定“合同编号为30002140725122678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无效”,属于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存在不当。(二)涉案《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隆瑞祥公司将其在长春直属库销售粮食所得应收账款转让给阳光村镇银行,长春直属库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故相应的债权转让行为对长春直属库发生法律效力,阳光村镇银行通过诉讼方式请求长春直属库支付其银行欠款795,130.08元及相关利息、罚息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判决由隆瑞祥公司直接偿还借款本金并赔偿相应利息、罚息及长春直属库对隆瑞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判项顺序存在错误,内容存在瑕疵。但鉴于阳光村镇银行并未提出上诉,也未申请再审,且一审判决结果对阳光村镇银行实体权利没有造成不利影响,故本院对一审该判决结论予以维持。(三)阳光村镇银行诉讼请求隆瑞祥公司在500万元融资本金范围内对长春直属库的795,130.08元的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对此也没有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对阳光村镇银行的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但在判决主文中没有体现,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7民终1532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吉0721民初5573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变更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吉0721民初5573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松原市隆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前郭县阳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795,130.08元及赔偿相应利息、罚息[利息按月利率11.6‰自2014年8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罚息按月利率5.8‰(11.6‰×50%)自2015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四、变更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吉0721民初5573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对松原市隆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由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五、驳回前郭县阳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00元,由中央储备粮长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金城

审 判 员  林丽艳

代理审判员  李 丽

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于 水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民终278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民终27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赵双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庆旭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世纪大道北、金融东街西工商银行办公楼1808室。

法定代表人:周洪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公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冰,黑龙江轩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大庆旭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生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召开了庭前会议并依法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粮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李国庆,被上诉人旭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公杰、白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粮集团上诉请求:一、撤销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二、判令旭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中粮集团“悦城”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不得使用“悦城”商标作为项目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房地产经营活动;三、判令旭生公司赔偿中粮集团经济损失300万元(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费用);四、判令旭生公司在大庆日报、大庆晚报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法院核实)。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判令旭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大悦城”“JOYCITY”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未判令旭生公司停止侵害“悦城”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旭生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将“大悦城”更名为“悦城馨苑”,与中粮集团“大悦城”“悦城”商标构成近似,会导致相关公众由“悦城馨苑”联想到“大悦城”“悦城”商标,进而误认“悦城馨苑”与中粮集团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大悦城项目有关,应认定为侵权行为。二、一审法院判令旭生公司赔偿中粮集团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30万元明显过低。(一)旭生公司大悦城项目净利润至少在2亿元以上,旭生公司因侵权获利巨大。(二)虽然不动产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同样承载着权利人的商誉,直接体现了不动产项目的质量、品质、配套设施及环境等特点。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渐成熟,商标在不动产商品的识别、价值认定等方面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加大。(三)中粮集团“大悦城”系列商标具有较高的显著性与知名度,其开发经营的大悦城项目更是遍布全国。旭生公司作为同行业的经营者对于“大悦城”系列商标理应知晓,其侵权行为具有攀附中粮集团品牌的主观故意。三、一审法院驳回中粮集团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商标侵权案件中可适用的民事责任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等。旭生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损害了中粮集团“大悦城”品牌声誉和品牌形象,并造成“大悦城”品牌的淡化,已经对中粮集团造成不良影响,应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旭生公司辩称:一、旭生公司曾经使用过的是“大悦城”商标,从未使用过“悦城”商标,并未侵害中粮集团的“悦城”商标专用权。二、旭生公司使用“大悦城”作为项目名称来源于第三方广告公司的提案,只是为了取该名称的喜悦、祥和之意,并不具有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的主观恶意。三、一审判决作出后,虽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但旭生公司能够主动改正错误,将被诉侵权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并对涉及侵权的铭牌、标识等予以拆除,体现了旭生公司知错改错的态度。四、旭生公司更名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与中粮集团的“大悦城”“悦城”商标相比,在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并不足以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且该名称已经大庆市民政局依法核准。五、不动产商品价值较高,消费者在选购时会施以较高的注意力,商标对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影响非常小;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位于大庆市绝佳地段,品质优良;旭生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大庆地区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被诉侵权楼盘销售良好由以上因素决定,而非借助中粮集团“大悦城”商标取得,一审法院判决旭生公司赔偿30万元较为合理。六、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品质优良、市场反映良好,对中粮集团的商誉没有造成不良影响,不需要登报声明消除影响。

中粮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旭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中粮集团“大悦城”“悦城”“JOYCITY”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不得使用“大悦城”“悦城”“JOYCITY”商标作为项目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房地产经营活动;二、判令旭生公司赔偿中粮集团经济损失300万元(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调查取证费1600元、差旅费2000元和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三、旭生公司在大庆日报、大庆晚报上刊登声明为中粮集团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法院核实)。

旭生公司一审答辩称:一、旭生公司没有侵害中粮集团“大悦城”商标权的故意,也没有因为使用“大悦城”名称而给中粮集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或额外获利。旭生公司使用“大悦城”作为楼盘名称是取喜悦之意,以和谐喜悦的心情居住的意思,该创意来源于案外人北京观象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旭生公司不存在故意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的行为。二、旭生公司使用“大悦城”作为楼盘名称,不会误导消费者,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一)旭生公司使用的图案与中粮集团“大悦城”商标完全不同,且宣传时在图形的下方标注了中央大都会Ⅳ,注明了旭生公司名称。(二)中粮集团在大庆地区内从未使用过“大悦城”商标,同时因为楼盘的消费群体局限于相对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购房者在购买时首先考察的是开发商的信誉、商品房的地理位置、规划配套等因素,且商品房买卖需要签订书面购房合同,购房者一般均较为谨慎,注意程度相对较高,对谁是开发销售商等情况是清楚的。三、旭生公司的行为对中粮集团的商标权没有造成不良影响,也未因使用“大悦城”作为楼盘名称而额外获利。旭生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大庆地区的品牌知名度超过中粮集团的“大悦城”,被诉侵权楼盘销售量完全与使用“大悦城”作为楼盘名称无关。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0年3月28日,中粮集团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第6345086号“大悦城”商标、第6345085号“JOYCITY”商标,商标有效期自2010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止,核定服务项目第36类: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等。2010年9月28日,中粮集团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第7209419号“悦城”商标,商标有效期自2010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止,核定服务项目第36类: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等。旭生公司在其开发的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新村纬二路南侧、红星美凯龙家居馆北侧“大庆大悦城”房产项目上使用“大悦城”作为项目名称,同时在建筑工程围挡、售楼处、楼盘表面、路牌、广告宣传材料上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

一审法院认为,中粮集团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第6345086号“大悦城”商标、第6345085号“JOYCITY”商标、第7209419号“悦城”商标,中粮集团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旭生公司在其开发楼盘房产项目上使用“大悦城”作为项目名称,同时在建筑工程围挡、售楼处、楼盘表面、路牌、广告宣传材料上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侵害了中粮集团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故中粮集团要求旭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中粮集团“大悦城”“JOYCITY”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不得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作为项目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房地产经营活动,应予支持。中粮集团未能就因旭生公司侵权行为致使其商誉受损进行充分举证,故其请求旭生公司在大庆日报、大庆晚报上刊登声明为中粮集团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中粮集团未能就其受到的实际损失以及侵权人的获利进行有效举证,且旭生公司开发的楼盘位于繁华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即使旭生公司销售楼盘时不使用涉案商标,也不会影响旭生公司楼盘的销售量。故综合考虑旭生公司开发楼盘的地理位置、涉案商标对旭生公司楼盘销售影响程度、旭生公司开发楼盘在本地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时间长短、后果及中粮集团涉案注册商标的声誉、本地公众对涉案商标认知度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旭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中粮集团“大悦城”“JOYCITY”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不得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作为项目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房地产经营活动;二、旭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粮集团损失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30万元;三、驳回中粮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中粮集团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旭生公司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本院于2018年4月28日召开了合议庭全体成员及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双方交换了相关证据。

本院二审庭审中,中粮集团共提交以下六组共19份证据,旭生公司进行了质证:

第一组证据为中粮集团涉案商标权利情况的证据,具体包括商标转让证明四份、授权书一份。意在证明中粮集团于2017年6月13日将涉案商标转让给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授权中粮集团于2017年6月13日后仍有权进行维权。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为中粮集团将涉案商标许可他人使用的证据,具体包括三份《注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及补充协议。意在证明中粮集团将涉案商标许可关联公司无偿使用。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为全国各地大悦城项目现场照片、部分住宅项目的验收报告。意在证明“大悦城”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为大悦城商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证据,具体包括三份《检索报告》、中粮集团所获荣誉及奖励照片等。意在证明“大悦城”系列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为旭生公司侵权行为的补充证据,具体包括旭生公司微信公众号截图,被诉侵权楼盘完工交付通知、现场照片、招商广告以及在百度网站的搜索结果,有道词典对“大悦城”“JOYCITY”的翻译结果和网络释义,2016年1月1日前“大悦城”在百度网站的搜索结果等。意在证明一审判决后,旭生公司将被诉侵权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仍然继续侵权行为,旭生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具有主观故意。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大庆旭生悦城”微信公众号已经注销;一审判决后旭生公司就对小区进行了全面整改,但因楼房名称变更所涉事项太多,确实遗漏了个别铭牌,现已全部拆除;大悦城食区美食街的名称现已不再使用;有道词典和百度网站不具有官方参考价值,不能证明中粮集团意在证明的问题;百度网站与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有关的搜索结果均来源于第三方网站,与旭生公司无关,旭生公司无法控制百度网站的搜索结果;旭生公司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并不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

第六组证据为旭生公司侵权获益的证据,具体包括被诉侵权楼盘的项目销售明细、开发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微信公众号的销售记录、广告服务合同等。意在证明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规模较大,销售较好,旭生公司因侵权行为获利巨大。旭生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被诉侵权楼盘的建筑面积、套数等具体数据已与中粮集团核对,应以双方一致确认的数据为准;被诉侵权楼盘的销售状况较好,依靠的是项目的地域优势、旭生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大庆地区的知名度、符合大庆市场需求的房型设计方案等,与使用中粮集团“大悦城”商标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旭生公司对中粮集团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中粮集团第五组证据中,截至本院二审庭审时,旭生公司微信公众号“大庆旭生悦城”并未注销,但已停止提供服务;楼盘完工交付通知、现场照片等可以证明旭生公司将被诉侵权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的事实,但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是否侵权,为本案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将在后文中予以重点论述;被诉侵权楼盘的招商广告、百度网站的相关搜索结果、有道词典的翻译结果等可供本院确定旭生公司赔偿数额时参考,本院予以确认。第六组证据均与被诉侵权楼盘的规模有关,双方当事人已在庭审中一致确认被诉侵权楼盘的建筑面积、套数等,本院以双方一致确认的内容为准,并以此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的考虑因素之一。

本院二审庭审中,旭生公司共提交以下六组共11份证据,中粮集团进行了质证:

第一组证据为被诉侵权楼盘整改前后对比照片七组。意在证明旭生公司在中粮集团起诉后主动进行整改,将带有“大悦城”字样的标识全部拆除。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旭生公司对营销中心的整改是在大悦城项目销售结束以后进行的;微信公众号并未注销;对铭牌的整改是在二审庭前会议之后完成的,而且更改后的名称“悦城馨苑”仍然侵权。

第二组证据为旭生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大庆地区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证据,具体包括企业信用报告、开发项目分布图、开发项目一览表、荣誉证书及奖牌照片、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照片、业主春晚活动照片等。意在证明黑龙江省顺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峰公司)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实力房企,对外投资了旭生公司等6家房地产公司,对外均以顺峰集团名义开发、销售房地产。顺峰集团在大庆开发房地产多年,具有较高的信誉度和知名度,被大庆市民认可。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顺峰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才入股旭生公司,占50%股权,顺峰公司此前开发的项目与旭生公司无关;该组证据均是与顺峰公司有关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旭生公司在涉案项目筹建、宣传、销售等诸多环节上均未提及顺峰公司,仅在售楼手册的背面最下方用最小的字体标注“投资商:顺峰集团”,旭生公司并没有借助顺峰公司知名度的意思表示和行为。

第三组证据为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的位置平面图和立体图各一份,意在证明被诉侵权楼盘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而房地产开发最重要的就是地域优势,被诉侵权楼盘销售状况较好与地域有关,无需借助中粮集团的商标获利。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地域的确是购房者在购买房屋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作为项目名称的不动产商标同样承载着权利人的商誉,直接体现了不动产项目的质量、品质、配套设施及环境等特点,对不动产销售具有重大作用。中粮集团“大悦城”商标在全国范围内均具有较高知名度,旭生公司将“大悦城”作为项目名称并以“大悦城”名义进行推广宣传,正是想借助“大悦城”商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购房者的关注进而带动楼盘销售。

第四组证据为被诉侵权楼盘实景照片和户型图。意在证明被诉侵权楼盘是城市中心区域极为少见的洋房项目。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问题均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为被诉侵权楼盘开发过程中的宣传照片。意在证明旭生公司不具有攀附中粮集团声誉的主观恶意。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旭生公司以“大悦2015”作为案名进行推广宣传同样侵害了中粮集团的商标权,其关于因“大悦2015”而使用“大悦城”的解释不具说服力。

第六组证据为“悦城馨苑”地名的由来及使用情况的相关证据,包括《地名命名、更名行政许可决定书》及现场照片等。意在证明旭生公司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是经大庆市民政局核准的地名,且“悦城馨苑”并未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中粮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小区名称与地名是两个概念,大庆市民政局核准的是楼盘所在小区的地名,而不是楼盘所在小区的名称;“悦城馨苑”并非自然地名,系因旭生公司先将楼盘所在小区名称由“大悦城”改为“悦城馨苑”后,又以此小区名称申请的地名,虽然该名称已经大庆市民政局核准,但只是形式上的合法,实质上依然构成对涉案商标专用权的侵害;旭生公司将被诉侵权楼盘的名称由“大悦城”变更为“悦城馨苑”,仍然包含“悦城”文字,而且其在名称中使用“悦城”没有任何理由和合理解释,其用意仍然是想借助“悦城馨苑”的名称达到与涉案商标相混淆的目的;“悦城馨苑”的主要识别部分在“悦城”,“馨苑”对“悦城”主要起修饰作用,从人们的日常呼叫习惯上看,“悦城馨苑”往往会简化为“悦城”,由于“大悦城”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也带动和促进了“悦城”商标知名度的提升,相关公众会由“悦城馨苑”联想到“悦城”进而造成混淆和误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粮集团对旭生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仅对意在证明的问题存在分歧。其中,旭生公司在本案生效判决作出前主动停止使用侵权标识的行为,为本院确定赔偿数额时的考虑因素之一,旭生公司第一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旭生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大庆地区拥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相关证据,第三组、第四组被诉侵权楼盘的地理位置、户型特点等证据,亦为本院确定赔偿数额时的考虑因素之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确认。第五组证据意在证明旭生公司不具有攀附中粮集团商誉的主观故意,本院在后文中将对此予以论述。第六组证据意在证明旭生公司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并未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本院在后文中亦将对此予以论述。

经双方当事人当庭出示证据并质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中粮集团先后许可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泰基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中粮置地管理有限公司无偿使用“大悦城”“JOYCITY”“悦城”商标。

2012年至2017年间,中粮集团先后委托国家图书馆、中南大学图书馆、中南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进行检索,上述机构分别出具了《检索报告》。上述《检索报告》显示,以“大悦城”“JOYCITY”为检索词,共检出相关期刊题录219条、学位论文题录3条、报纸题录651条。

2016年5月2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关于第13506670号“大悦城JOYCITY”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中认定:截至2013年11月8日,中粮集团第6345086号“大悦城”商标通过长期广泛使用与宣传,已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广泛的影响,为相关消费者普遍知晓,可以认定为使用在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2017年6月13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中粮集团将涉案商标转让给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大悦城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中粮集团对旭生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

截至2018年5月,中粮集团及其授权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大悦城项目有北京西单大悦城、沈阳中街大悦城、北京朝阳大悦城、上海静安大悦城、天津南开大悦城、成都大悦城、烟台大悦城、天津和平大悦城、上海长风大悦城。另有杭州大悦城、昆明大悦城、贵阳大悦城、西安大悦城、重庆大悦城、青岛大悦城等项目正处于建设阶段。

本案中,中粮集团为制止旭生公司的侵权行为支出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共计102302元。

2016年5月,旭生公司大悦城项目动工建设,同年7月开始预售,2017年12月向业主交房。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中一致确认:该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132658.3平方米,共1473套住宅及商服。

2017年8月9日,旭生公司向大庆市民政局申请将被诉侵权楼盘所在地命名为“悦城馨苑”,大庆市民政局于2017年10月16日予以核准。

截至本案二审开庭时,旭生公司已将涉案房地产项目中带有“大悦城”“JOYCITY”字样的标识、铭牌等予以拆除,微信公众号“大庆旭生悦城”停止提供服务。

上述事实,有商标注册证、许可使用合同、检索报告、公证书、裁定书、现场照片、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有关证据,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以下问题:

一、关于旭生公司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是否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的问题

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本案中,旭生公司以“悦城馨苑”作为楼盘名称构成商标性使用,其服务使用范围与中粮集团“大悦城”“悦城”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相同。故本案中,判断旭生公司变更后的楼盘名称“悦城馨苑”是否侵权的关键,在于“悦城馨苑”与“大悦城”“悦城”商标是否近似且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二)既要进行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根据上述原则,本院经比对认为:

关于“悦城馨苑”与“大悦城”商标。中粮集团的“大悦城”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其与“悦城馨苑”相比,二者在音、形、义上区别较为明显,并不构成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不足以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旭生公司将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并未侵害中粮集团第6345086号“大悦城”商标专用权。

关于“悦城馨苑”与“悦城”商标。首先,虽然“悦城馨苑”包含了“悦城”文字,但二者的区别部分“馨苑”具有独立含义,二者在呼叫方式、字面含义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其次,“悦城”文字在楼盘命名中较为常见,全国各地存在大量包含“悦城”字样的楼盘名称,“悦城”商标本身显著性较低。再次,“悦城”商标虽于2010年9月28日经核准注册,但中粮集团并未举证证明其对“悦城”商标进行了实际使用,以及“悦城”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其关于“大悦城”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则必然带动“悦城”商标知名度的主张并无事实基础。根据中粮集团“悦城”商标目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判断,尚不足以认定二者为近似商标,并不会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旭生公司的“悦城馨苑”与中粮集团具有关联。旭生公司将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亦未侵害中粮集团第7209419号“悦城”商标专用权。

综上,中粮集团关于“悦城馨苑”侵害其“大悦城”“悦城”商标专用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为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悦城馨苑”是否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应依据《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核准旭生公司地名命名申请与“悦城馨苑”是否侵害中粮集团的民事权益无涉,不属判断“悦城馨苑”是否侵害中粮集团商标权的考虑因素。

二、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30万元赔偿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

依照《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侵害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以上均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旭生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上使用“大悦城”作为项目名称,同时在建筑工程围挡、售楼处、楼盘表面、路牌、广告宣传材料上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侵害了中粮集团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一审法院已予以认定,旭生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虽然旭生公司在生效判决前已将楼盘更名为“悦城馨苑”,停止了相关侵权行为,但对此前的侵权行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审理过程中,中粮集团未能举证证明其受到的实际损失,其提出以旭生公司的侵权获益计算赔偿数额,但其所提计算方式中涉及的各项数据均为估算,本案中旭生公司的侵权获益亦难以确定。中粮集团许可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使用涉案商标的方式均为无偿许可,本案也无合理的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故依照《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案应由本院根据旭生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在三百万元以下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依照前述规定,本院考虑到:(一)中粮集团及其授权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烟台等多地经营“大悦城”商业地产项目,通过报纸、期刊、网络、杂志等多种方式对“大悦城”“JOYCITY”商标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并先后获得地产行业多个奖项。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中粮集团“大悦城”“JOYCITY”商标通过长期、广泛的使用与宣传,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旭生公司使用“大悦城”“JOYCITY”商标缺乏合理缘由。旭生公司作为具有一定规模、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的公司,对于本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悦城”“JOYCITY”商标理应知晓,其关于2015年控股公司顺峰公司取得较好业绩,因而取名“大悦城”的解释不足以令人信服,应当认定旭生公司具有攀附中粮集团“大悦城”“JOYCITY”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故意。(三)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建筑面积13余万平方米,规模较大,市场价值较高。(四)中粮集团为制止旭生公司侵权行为支出了较大数额的维权费用。考虑以上因素,中粮集团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30万元赔偿数额明显过低的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同时,本院亦考虑到:(一)相较于普通商品,不动产商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消费者在选择不动产商品时,楼盘的地段、品质、户型、价格、周边设施等是消费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商标对消费者选择不动产商品虽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二)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位于大庆市繁华地段,地理位置较好,且旭生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大庆市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在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旭生公司被诉侵权楼盘销售状况较好与以上因素联系更为密切,而非主要依靠攀附中粮集团声誉所致。(三)本案生效判决作出前,旭生公司即能够主动采取变更楼盘名称、拆除侵权标识等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侵权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考虑以上因素,中粮集团主张300万元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部支持。

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综合考虑中粮集团涉案商标的知名度、旭生公司的侵权规模、侵权时间、主观过错程度、商标对不动产销售的影响,以及中粮集团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20万元(包含中粮集团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关于旭生公司应否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中,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中粮集团关于要求旭生公司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但鉴于本案二审已通过互联网进行庭审直播,且有多家知名媒体对本案进行报道,足以消除旭生公司侵权行为对中粮集团造成的不良影响,故无需再通过刊登声明的方式消除影响。

综上所述,中粮集团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6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大庆旭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包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12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61600元,由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1600元,大庆旭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时态

审判员  才桂平

审判员  李 锐

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孟倩倩

书记员吕金玲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2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知民终字第001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莱顿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霞盛路29号。

法定代表人:PaulRobinson。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树辰,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文,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申路233号A部位。

法定代表人:LeeSuayWah,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淼,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路8号。

法定代表人:尹同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波,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华山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马小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承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莱顿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顿苏州公司)诉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茨上海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公司)、苏州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2)苏中知民初字第0106号民事判决,莱顿苏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11月27日、2016年11月30日、12月1日、2017年12月6日、2018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莱顿苏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树辰、孔繁文,被上诉人盖茨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淼、付建军,奇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杰、张仲波,新世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承彦、吴佳到庭参加诉讼。莱顿苏州公司专家诉讼辅助人楼狄明、RobertG.Parker(以下简称Parker),盖茨上海公司专家诉讼辅助人李建秋、展进,奇瑞公司专家诉讼辅助人潘利群,法庭聘请的专家诉讼辅助人常思勤、魏明祥、吕立亚参加了2016年11月30日的庭审并发表技术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莱顿苏州公司一审诉称:2002年10月24日,利滕斯汽车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具有非圆形驱动部件的同步传动装置及其运转和构造方法”的发明专利,该专利申请于2008年6月25日被公告授权,专利号为ZL02823458.8号,该专利目前处于有效期内。2011年6月1日,利滕斯汽车公司与莱顿苏州公司签署《专利及专有技术许可协议》,将该专利许可莱顿苏州公司使用。2012年1月1日,利滕斯汽车公司出具确认函,表示就相关第三方侵犯本公司专利权事宜,授予莱顿苏州公司以其自己名义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本公司就同一侵权事宜不再另行起诉。由此,莱顿苏州公司经利滕斯汽车公司明确授权,有权就三被告的侵权行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经调查,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未经许可,在生产、销售的SQR481、SQR484、SQR477及E4G16系列四款四缸发动机总成产品中,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共同实施涉案专利技术,构成对涉案专利的侵害。同时,新世纪公司作为奇瑞公司的汽车经销商,专业经销发动机总成备件等产品,其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亦构成侵权。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掌握的证据并结合相关咨询机构出具的数据显示,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奇瑞公司生产的上述系列发动机总计774794台。故莱顿苏州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涉案专利相同的同步传动装置及含该装置的发动机总成产品;2.新世纪公司立即停止销售含涉案专利同步传动装置的发动机总成产品;3.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共同赔偿莱顿苏州公司经济损失37964906元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475790元。

盖茨上海公司一审辩称: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应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及专利权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陈述对涉案专利保护范围做出合理解释;2.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建立在简化的模型理论推理和分析基础上并使用了客观上无法进行实际测量和验证的参数,导致在实际的操作中无法对其所界定的技术特征进行有效测量和验证,直接导致无法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3.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不具有涉案专利记载的技术特征,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在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有限次试验获得,其技术思路与涉案专利不同,所得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也不同,故请求驳回莱顿苏州公司的诉讼请求。

奇瑞公司一审答辩同意盖茨上海公司的意见,并认为:1.莱顿苏州公司无法证明其所做的测量报告是针对奇瑞公司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2.相对现有技术而言,涉案专利的发明点在于非圆形轮廓角位和偏心距的设定及带来的技术效果,奇瑞公司的非圆形轮廓系从盖茨上海公司采购;3.奇瑞公司生产销售的SQR477和E4G16发动机同步传动装置并未采用非圆形轮廓,SQR481和SQR484发动机同步传动装置从2009年以后才使用非圆形轮廓;4.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所用技术为日本特开平10-266868号专利中所涉及的技术,而非涉案专利,故请求驳回莱顿苏州公司的诉讼请求。

新世纪公司一审答辩同意盖茨上海公司的意见,并认为:1.莱顿苏州公司系以维修为目的从新世纪公司取得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新世纪公司并不销售包含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的发动机总成,其行为不属于专利法规定的销售行为;2.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所用技术为日本昭63-88368号专利中所涉及的技术,而非涉案专利,请求驳回莱顿苏州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

一、涉案专利情况

利滕斯汽车公司于2002年10月2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具有非圆形驱动部件的同步传动装置及其运转和构造方法”的发明专利,2008年6月25日该专利经公告授权,专利号为ZL02823458.8,优先权日为2001年11月27日,该专利目前合法有效。该专利共包括58项权利要求,其中权利要求1为:A、一种同步传动装置,其包括:B、一个连续循环回路式的长传动构件,其具有若干啮合段;C、若干转动体,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和一个第二转动体,所述第一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所述第二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D、一个和所述第二转动体相连接的旋转负荷组件。E、所述长传动构件环绕着所述第一、第二转动体相啮合,F、所述第一转动体设置成用来驱动所述长传动构件,G、而所述第二转动体设置为由所述传动构件驱动,H、所述转动体之一具有一个非圆形轮廓,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突出部与缩进部交替排列,I、所述旋转负荷组件在受到驱动转动时,产生一个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其特征在于:J、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K、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

权利要求30为: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同步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L、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基准半径,M、每个基准半径都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中心出发,并穿过所述非圆形轮廓的一个突出部的中心,N、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角位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一基准方向相关,O、所述基准方向为一个向量的方向,该向量将所述长传动机构环绕带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所包绕的角区二等分,P、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角位是这样的,当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为其最大值时,基准半径的角位从基准方向算起、在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转动方向取90°~180°范围内。

权利要求39为:A1、一种运转同步传动装置的方法,B1、所述同步传动装置包括一个连续循环回路式长传动构件,其具有若干啮合段;C1、若干转动体,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和一个第二转动体,所述第一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所述第二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D1、和一个与所述第二转动体相连接的旋转负荷组件;H1、所述转动体之一具有一个非圆形轮廓,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突出部与缩进部交替排列,I1、所述旋转负荷组件在受到驱动转动时,产生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负荷转矩,J1、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E1、使所述长传动构件环绕着所述第一和第二转动体相啮合,F1、由所述第一转动体驱动所述长传动构件,G1、而所述第二转动体由所述长传动构件驱动;其特征在于:K1、利用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作用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以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

权利要求58为:A2、一种同步传动装置,包括:B2、一个连续循环回路式长传动构件,具有若干啮合段;C2、若干转动体,包括至少一个第一和一个第二转动体,所述第一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所述第二转动体具有若干和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啮合段相啮合的齿;D2、一个与所述第二转动体相连接的旋转负荷组件;E2、所述长传动构件环绕着所述第一、第二转动体相啮合,F2、所述第一转动体设置成用来驱动所述长传动构件,G2、而所述第二转动体设置为由所述长传动构件驱动,H2、所述转动体之一具有一个非圆形轮廓,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突出部与缩进部交替排列,I2、所述旋转负荷组件受到驱动转动时,产生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负荷转矩;其特征在于:L2、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基准半径,M2、每个基准半径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中心出发,并穿过所述非圆形轮廓的一个突出部的中心,N2、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设定为,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所述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上的波动负荷转矩,P2、这样就使得当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为最大值时,一个基准半径的角位在距基准方向的90°~180°范围内。

2010年8月2日,盖茨公司(系盖茨上海公司的母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提起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无效,专利复审委于2011年1月12日作出第1595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5956号无效决定书),维持涉案专利有效。其内容记载:本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改进的关键点在于根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及其角位,而不是像现有技术那样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来选择所述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盖茨公司不服该审查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上述审查决定。

2012年8月6日,盖茨上海公司向专利复审委提起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无效,专利复审委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第20785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以下简称第20785号决定书),维持涉案专利有效。其内容记载: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更有效的消除或减少由于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而在负荷组件上产生扭转振动,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涉案专利将同步传动装置中的一个转动体设置为具有非圆形轮廓,该非圆形轮廓将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用来抵消或减少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而现有技术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是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

2012年1月1日,利滕斯汽车公司出具确认函,表示就相关第三方侵犯公司涉案专利权事宜,授予莱顿苏州公司以其自己名义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其就同一侵权事宜不再另行起诉。一审庭审中,莱顿苏州公司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保护的期限自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

二、莱顿苏州公司指诉三被告侵权的情况

2011年9月27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赵路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黄欣、公证人员陆俊淳的监督下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华山路125号标有“苏州新世纪奇瑞汽车城”字样的店铺,购得外包装标有“1.6FD备件用铸铁发动机总成-A21/M11”字样的货物,并取得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签购单各一张。赵路对购买地点方位及所购物品拍摄照片18张,公证员将货物封存后交申请人收执。莱顿苏州公司遂以盖茨上海公司生产、销售公证购买发动机总成中的同步传动装置,奇瑞公司购买该同步传动装置并安装于发动机总成进而安装在整车上,新世纪公司销售包含有该同步传动装置的发动机总成均构成对涉案专利的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中,莱顿苏州公司明确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0、39、58为其权利依据,并认为权利要求39为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盖茨上海公司对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所涉方法不同于涉案专利方法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同时,其又主张SQR484、SQR477及E4G16系列三款四缸发动机总成中的同步传动装置亦构成对涉案专利的侵犯,但未能提供相应实物。

关于损害赔偿,莱顿苏州公司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奇瑞公司生产的SQR481、SQR484、SQR477及E4G16系列发动机总数为774794台,以涉案专利技术的汽车发动机传动装置销售价490元每套,利润率为10%计算,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通过实施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所得的利润为37964906元(490×774794×10%)。另外,莱顿苏州公司主张其为本案支付合理费用475790元,包括律师费450000元,公证费3500元,购买安装有侵权产品发动机的费用22290元,并提供了公证费和购买发票。

为支持其侵权主张,莱顿苏州公司提交四份证据证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分别为:RobertGParker教授出具的《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测试报告》和《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报告》、莱顿苏州公司出具的《奇瑞发动机正时系统波动负荷转矩与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对比》和《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测量的动态视频及书面说明》。

《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测试报告》描述了在奇瑞481FD直列4缸1.6升引擎上进行的测量和计算机辅助计算,具体过程如下:1、在发动机静止状态下通过用扳手对凸轮轴施加扭矩的方式测得进排气凸轮轴扭矩与相应凸轮轴角数值,将进排气凸轮轴上的扭矩叠加测量出被控侵权产品的波动负荷转矩;2、用精密三坐标测量仪测量被控侵权产品非圆形曲轴带轮的精确轮廓;3、以计算机辅助方式对被控侵权产品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皮带进行力学分析,计算确定波动校正转矩的大小;4、对比测量所得的波动负荷转矩与计算确定的波动校正转矩之间的关系,进而与涉案专利所述的两者关系进行比较。莱顿苏州公司由此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中非圆形曲轴带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处于和来自阀门的波动负荷转矩相反的相位,两转矩的幅值也大致类似。在该测量报告中,所用皮带刚度的值为750N/mm,波动校正转矩的值为17Nm。

《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报告》运用高精坐标测量仪对奇瑞481FD直列4缸1.6升引擎上非圆形曲轴带轮的精确外形与振幅进行测量,得出该非圆形曲轴带轮为椭圆形,具有两个突出部和两个缩进部,偏心距大小为0.92mm,最大波动负荷转矩的非圆形曲轴带轮长轴方向的粗实线落在相对于参考轴90°~180°范围内,此方向与最优的135度方向大约只有一齿之差,莱顿苏州公司由此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上非圆形曲轴带轮偏心距和角位的设置与涉案专利的对应技术特征相同。

《奇瑞发动机正时系统波动负荷转矩与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对比》将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定义的正时皮带安装位置设定为参考位置,从参考位置开始旋转,带有24个齿的曲轴正时齿轮旋转两圈,需要将这两个转矩的方向分别对应到带有48个齿的凸轮轴带轮的每个齿上,展示由气门弹簧(压缩或膨胀)产生的负荷转矩,与由皮带状态(放松或拉伸)产生的校正转矩之间,在方向上的相互关系。莱顿苏州公司认为,通过实验反映从参考位置起始,通过将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进行48齿逐齿关联,可以得到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带轮校正转矩的方向相反。经查,该报告反映波动校正转矩和波动负荷转矩在1、7、13、19、25、31、37、43齿处的方向相同。

《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测量的动态视频及书面说明》记载,该实验在利滕斯汽车公司内根据奇瑞481FD直列4缸发动机特别定制、特别开发、全尺寸的台架上进行,其采用电动机提供输入动力旋转曲轴,通过先后使用正圆轮和非圆轮两种曲轴带轮的方式测得非圆轮曲轴带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为14.6Nm,与波动负荷转矩幅值相似,方向几乎相反,消减了凸轮轴的波动负荷转矩。在该份测量报告中,所用皮带刚度为640N/mm,与《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报告》所用皮带刚度750N/mm的值不同,但莱顿苏州公司认为鉴于测量方法的区别,两者相差15%较为合理,具体的理由是:1、由于实验台架的运转,此皮带处于较高温度;2、皮带在实验台架上的振动频率为113Hz,与之前在静止状态下的皮带刚度有所差异;3、正时系统皮带张力的微小差异;4、不同皮带本身之间的差异。另外,该测量报告中测得的波动校正转矩是14.6Nm,与第一份测量报告中波动校正转矩为17Nm有差异,但莱顿苏州公司认为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两者的实验方法不同,且考虑了皮带刚度的预期不确定性。

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和新世纪公司对莱顿苏州公司所做的四份测量报告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同,其认为,1、上述四份测量报告均是基于极度简化的汽车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模型并通过纯粹的数学计算进行的,但这样的模型不能真实的体现正时传动系统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的具体技术特征,且计算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无从验证,理论计算不能说明复杂的发动机系统的技术特征;2、由于发动机复杂系统本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只有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测试所得的结果才能真实反映发动机的技术特征,而莱顿苏州公司也认为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是无法实际测试涉案专利所记载的波动负荷转矩和波动校正转矩的,更无法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通过测试的方式实际验证波动校正转矩是否减小或抵消波动负荷转矩;3、四份测量报告大量省略、忽略了若干重要因素,并做了若干缺乏依据的假设;4、莱顿苏州公司采用了若干错误的计算数据,并且在不同的测试报告中所采用的数据和计算结果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这四份测量报告不能作为本案侵权与否的依据。

三、关于权利要求解释和侵权比对

一审庭审中,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确认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的非圆形曲轴带轮系由盖茨上海公司生产、销售给奇瑞公司,且该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安装位置亦由盖茨上海公司指定,奇瑞公司不能做改动。

针对莱顿苏州公司的涉案指控,盖茨上海公司、奇瑞汽车公司和新世纪公司辩称,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的对应技术特征相比,缺少I、J、K、P、I1、J1、K1、I2、J2、K2、P2的技术特征,双方具体意见以及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如下:

(一)关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无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

莱顿苏州公司指称,当凸轮轴旋转时,凸轮轴带轮接触气门弹簧并相互作用。当凸轮压缩气门弹簧时,气门弹簧就会产生反作用力用以对抗凸轮的下压,于是就产生一个试图阻碍凸轮轴及其带轮旋转的扭矩,从而降低凸轮轴及其带轮的转速。随着凸轮轴带轮继续旋转,被压缩后的弹簧就会膨胀开来,于是产生一个推动并促使凸轮轴及其带轮加速的扭矩。凸轮轴及其带轮每旋转一周,类似的情形重复发生。上述情形中,不考虑气门弹簧的加速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纯粹由气门弹簧的打开和闭合对凸轮轴产生的扭矩称之为气门扭矩,即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定义的波动负荷转矩。由于发动机本身的特性,任何同步传动装置中的波动负荷转矩都呈周期性变化规律,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波动负荷转矩亦不例外。Robert教授在其测量报告中在发动机静止状态下用扳手对凸轮轴施加扭矩的方式测得进排气凸轮轴扭矩与相应凸轮轴角数值,进而得出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的波动负荷转矩呈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记载相同。在发动机点火状态和不点火状态测量得到的波动负荷转矩是一致的。另外,波动负荷转矩仅仅跟随着凸轮轴的旋转角度发生变化,其与凸轮轴或者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载无关。

三被告则称,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涉案专利中的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呈现频率固定、振幅相同的光滑曲线。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在受到驱动转动时,凸轮轴带轮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气缸燃烧力、张紧轮等,无法单独分离出哪部分是由于气门弹簧的打开和闭合所产生的扭矩,相应的也无法对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及变化规律进行测量。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产生的振动问题,波动负荷转矩也应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进行讨论。莱顿苏州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对波动负荷转矩的测量是在发动机非点火状态下进行,忽略了气门弹簧速度、加速度、气缸燃烧压力对凸轮轴的影响,无法体现发动机点火状态下的实际波动负荷转矩值。在同一转速、同一负荷大小的情况下,在不考虑气缸燃烧力、张紧轮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由气门弹簧的打开和闭合所产生的扭矩呈周期性变化,但发动机在不同的转速和负载下,气缸内的燃烧压力差异很大,对开启和关闭气门的阻力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其将间接作用到凸轮轴上,由此导致转矩的幅值和相位都不一样。

一审法院就此查明,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1.进气阀和排气阀的开合是转矩波动源,这些转矩波动使凸轮轴受到速度波动,速度波动反过来引起角位波动,另称作扭转振动。2.在一种同步传动装置的公知形式中,曲轴链轮通常具有一个圆形轮廓。在这种情形下,同步传动装置容易振动,即扭转振动,其由顶置凸轮轴开合内燃机的进气阀和排气阀引起。3.说明书附图4a示出作用在一个单凸轮轴发动机中的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图4b示出作用在一个双凸轮轴发动机中的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图4a和图4b的横坐标为凸轮轴转过的角度,纵坐标为转矩的大小。

(二)关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无技术特征J、K

1.关于技术特征J、K的解释

莱顿苏州公司认为,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更有效的消除或减少由于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而在负荷组件上产生的扭转振动。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涉案专利将同步传动装置中的一个转动体设置为具有非圆形轮廓,该非圆形轮廓将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用来减少或基本上抵消凸轮轴的波动负荷转矩,而现有技术中并没有揭示通过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式来减小振动,这也是涉案专利两次被专利复审委维持有效的原因。涉及正时传动系统中非圆形轮廓的现有技术都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但这些现有技术方案不但没有减少或消除波动负荷转矩以减少同步传动装置中的扭转振动,反而增大了皮带中的张力,实际上导致系统振动问题更突出。

三被告则认为,现有技术已经揭示了在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中使用非圆轮来减小振动的技术方案。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在于其公开了一种不同于之前任何一种现有技术的使用非圆轮减振的技术方案,具体而言,就是如何从产生与波动负荷转矩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出发来设计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由此涉案专利上述技术特征应做如下解释:1.涉案专利使用了非圆形轮廓;2.该非圆形轮廓的使用是为了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并实际产生较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校正转矩的效果;3.该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偏心距均是从测得的波动负荷转矩出发进行计算和设计,具体设计方法和步骤为:A、预先测定同步传动装置在运转条件下其旋转负荷转矩的幅值,使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B、根据公式L=T/rk,计算求得传动跨距周期性伸长或缩短的幅值L,得出并记录依经验与一系列值相关的数据,所述一系列值包括非圆形轮廓突出部和缩进部与圆的偏差和产生的所述传动跨距的周期性伸长或缩短的幅值,从数据中选择相应的偏心距,即设定了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大小。

一审法院就此查明,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1)在DE-A-19520508(AudiAG)中公开了一种用于内燃机的缠绕式皮带传动,该文献中由一个“不圆的”皮带轮产生扭转振动,该不圆的皮带轮具有规则排列在皮带轮周围的四个突出部和四个缩进部。皮带轮外形的变化把扭转引入到从动皮带轮输入或输出范围处的正时控制皮带,叠加在内燃机的动态特性上,从而调整或者消除临界共振范围。该文献给出一不圆的皮带轮偏心距大小的单独例子,但是没有说明在发动机型号、传动皮带型号及载荷类型给定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和如何进行不圆的转动体相对于其它转动体的角度对准。(2)1987年的日本实用新型JP62-192077(专利公告号HEI1-95538)中公开了一种张力平衡传动装置,该传动装置通过一个诸如内燃机中的正时控制皮带这样的皮带传动装置把驱动皮带轮的转动传递给从动皮带轮。该文献中启示,驱动皮带轮制成椭圆形,以便给传动皮带提供一个与由内燃机转动在皮带中产生的张力波动反相的张力波动。驱动皮带轮以在传动皮带上给定一个与已有的皮带的张力波动反相的张力波动的方式进行安装。其中没有就如何确定椭圆形皮带轮偏心距的大小,及如何把驱动皮带轮的角位和由皮带驱动的凸轮轴皮带轮关联起来进行专门的阐述。(3)本发明提出一个抵消或减少同步传动装置扭转振动的一个最佳方式,即在其中一个转动体上设置一个非圆形轮廓来抵消或减少负荷组件中的波动负荷转矩,而不像在现有技术中那样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为了抵消或减少负荷组件中的波动负荷转矩,其实质上是在长传动构件中提供一个变化的张力,本发明可使扭转激励源消除或减少,而不是竭力通过消除长传动构件中张力的变化来处理扭转的影响。因此,尽管在同步传动装置中的一个转动体上安装一个非圆形轮廓已公知,但是选择确定非圆形轮廓突出部和缩进部的偏心距大小及同步的方法还没有达到产生所需结果的程度。本发明提供了最有利于消除或减少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的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及其正时控制的正确选择。(4)确定偏心距大小的实际步骤,在选定的运转条件下,在波动负荷转矩幅值最大时,首先测量凸轮轴的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接着,按照L=T/rk计算传动跨距周期性伸长及缩短所需的幅值,L=所述传动跨距周期伸长或缩短的幅值;T=在预先选定的所述同步传动装置的运转条件下,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r=所述第二转动体的半径;和k=所述长传动构件的刚性系数,定义为:k=dF/dL,其中,dF为所述长传动构件的长度增加dL时所需的力。下一个步骤计算当椭圆的主轴设置在角度θ=135度时,在正时控制阶段,提供伸长或缩短长度所需的偏心距,由于很难获得理论计算值,所以通过“查找表”中的当量值进行偏心距的计算。该查找表通过经验得出并纪录一系列值制成,所述值包括非圆形轮廓突出部和缩进部与圆的偏差,传动跨距的周期伸长或缩短产生的幅值,于是,所需的偏心距就能够从给出传动跨距的周期性伸长或缩短所需幅值的数据中选定。

2.关于如何将两技术特征进行比对的问题

莱顿苏州公司认为,根据上述对涉案专利技术特征的解释,只要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和偏心距大小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中的记载相一致,且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了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的对应技术特征即与涉案专利的上述技术特征相同。具体意见如下:(1)现有技术试图通过抵消皮带张力的做法实际上增加了转矩激振,从而增加了张力和凸轮轴振动,这是由于现有技术中非圆形轮廓的幅值和处于0°到90°范围内的角位导致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引导下不可能实现减少转矩、张力波动或者振动。如果盖茨上海公司采用现有技术中抵消张力波动的方式来设置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则其不可能落在涉案专利所限定的90°~180°的角度范围内。(2)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提供的测量报告,被控侵权技术同步传动装置的波动负荷转矩最大时,基准半径的角位从基准方向算起,在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转动方向的113°,落入了涉案专利所记载的90°~180°范围内。(3)对于偏心距的大小,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将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设置在113°,波动校正转矩的峰值相比于波动负荷转矩的峰值偏移了22°。根据测量报告中的记载,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为21Nm,为了实现合成转矩减小15%,要求波动校正转矩至少约为4Nm,类似的,最大校正转矩被限定为31Nm。选择15%减小量的原因是,其能够在试验设备上进行实际的测量,即15%能够与噪音区分开,实现上述波动校正转矩的偏心距可以通过胡克定律计算获得。其中对于T=4Nm,r=59.4mm,k=640N/mm,得出L=0.11mm,对于T=31Nm,r=59.4mm,k=640N/mm,得出L=0.82mm。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表1的记载,选定的椭圆基准轮廓线与基础圆的差值与传动跨距的周期性伸长或缩短的幅值大约呈两倍的线性对应关系,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表格中的数据点之间通过精确的插入一个皮带周期性伸长或缩短量的值来求出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根据涉案专利表1进行插值法,L为0.11mm和0.82mm对应的偏心距大小为0.22mm和1.66mm。于是,盖茨上海公司非圆形曲轴带轮在113°角位时,实现至少15%的转矩减小的偏心距的范围在0.22mm到1.66mm之间,而根据检测报告记载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偏心距大小为0.92mm,与涉案专利记载的技术特征相同。另外,莱顿苏州公司认为,虽然庭审中盖茨上海公司主张其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偏心距大小为1mm,但两者相差的0.08mm属于生产制造公差,以及测量过程中产生的微小误差,且即使偏心距是1mm亦落入0.22mm到1.66mm范围之内。(4)根据测量报告的内容,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和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向相反,两者产生了减少或抵消的关系,与涉案专利的对应技术特征相同。而关于偏心距大小的计算,莱顿苏州公司明确其0.22mm到1.66mm仅针对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在113°计算的。如角位变化,偏心距大小的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被告则称,根据其对第二个争议技术特征的理解,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上述技术特征构成相同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角位和偏心距大小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中的记载数值相吻合且产生了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二是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按照涉案专利记载的以产生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式设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两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具体而言:(1)莱顿苏州公司未能提供任何实验论证数据或其他证据来证明其他使用非圆轮减小振动的方案都不成功。涉案专利使用了实践中无法实际测得和验证的理论参数,这样的做法在专利授权阶段或许可以被解释为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并因而获得授权,但莱顿苏州公司因此也必须承担涉案专利在进行侵权判断时实际可能无法有效对相关技术特征进行实测和判断的风险。(2)发动机在点火状态下,皮带上除了受到非圆形曲轴链轮对其产生的作用力外,还受到了同步传动装置其他部件(如张紧轮、曲轴波动)对其产生的作用力,皮带上受到的张力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莱顿苏州公司至今无法确定并实际验证非圆形曲轴带轮在凸轮轴上是否会产生一作用力,也无法确定和验证该作用力的大小;(3)在判断波动负荷转矩是否减小或基本上抵消时,不仅需要考虑波动校正转矩与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向,还要考虑两者抵消之后的合成转矩的幅值。按照Parker教授提供的计算方法,在采用正确的盖茨皮带模量的情况下,波动校正转矩和波动负荷转矩合成之后所得的合转矩的幅值均远大于波动负荷转矩本身的幅值,换言之,按照莱顿苏州公司确定的方法,采用正确的皮带模量数值计算所得的结果表明,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并没有出现波动校正转矩减小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情况。另外,根据莱顿苏州公司第三份测量报告反映,在第1、7、13、19、25、31、43号齿处,波动校正转矩和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向相同,即波动校正转矩反而增大了波动负荷转矩值。(4)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设计思路与涉案专利完全不同,其设计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的非圆形曲轴带轮时(包括确定偏心量和安装位置),均是通过有限次试验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优化结果参考的物理量是进气凸轮轴的角振动、排气凸轮轴的角振动、张紧轮摆幅、皮带抖动及惰轮径向力。涉案专利所限定的波动负荷转矩和波动校正转矩自始就不是盖茨上海公司设计其非圆形曲轴带轮考虑的因素,并且其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开发和设计自始也不是以“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为出发点和目标。盖茨上海公司就此提供了其试验报告及原始数据对其主张加以证实。

盖茨上海公司对莱顿苏州公司主张通过计算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的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偏心距大小在0.22mm~1.66mm之间即与涉案专利技术特征相同的意见提出了如下异议:(1)莱顿苏州公司在自己提供的测量报告中对波动负荷转矩的数值前后有所不同,前后有15%的差别,莱顿苏州公司现按照21Nm的数值计算有误;(2)莱顿苏州公司未能说明为何波动校正转矩的范围在4Nm到31Nm之间;(3)涉案专利中并没有说明角位为何设置在113°,该角位数值是莱顿苏州公司反测盖茨上海公司产品获得;(4)根据胡克定律进行计算时,k的数值640N/mm与之前测量报告中所用的750N/mm相矛盾;(5)莱顿苏州公司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表1进行插值法计算的方式与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不符,说明书明确系通过经验数据库的查找得到对应值;(6)根据莱顿苏州公司的陈述,如角位不是113°,则相对应的偏心距的范围也会不同,盖茨上海公司根据涉案专利的说明,以及其所增加的若干新的假设前提和方法,难以得出一个针对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设计方案和产品特征。仅一个角位就能得出0.22mm~1.66mm偏心距范围的多个设计方案,如果以90°~180°角位去尝试,实际上将会得到无穷多个可能的方案,由此涉案专利所主张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不确定数目的技术方案,故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及边界是不清楚的。

一审法院就此查明,莱顿苏州公司在测量报告中用的盖茨皮带模量为270000N。盖茨上海公司将型号为173YU25.4-GD360的10根皮带委托石油和化学工业新材料与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鉴定,得出这十根皮带的平均模量为566043N。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以下事实:1、通过拉伸非圆形曲轴带轮一边的皮带并释放另一边的皮带,这些拉伸变化是相对于应用了圆形传动轮的系统中不变的皮带拉伸而言的,皮带拉伸变化的幅度随曲轴的转动而改变,由于非圆形曲轴带轮所导致的皮带拉伸变化,皮带中的力也随之变化,这些变化的皮带力产生了作用于凸轮轴的波动校正转矩。2、除了波动负荷转矩和波动校正转矩,曲轴、水泵或气缸内压等都会对凸轮轴产生影响。3、在发动机在点火状态下无法测得波动校正转矩。

(三)关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无技术特征P

莱顿苏州公司指称,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的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是这样的,当波动负荷转矩为最大时,非圆形曲轴带轮的长轴与基准方向的角位落在113°上。

三被告则称,根据涉案专利的记载,所谓的角位是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为最大值时,基准半径的角位从基准方向算起,在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转动方向取90°~180°的范围内。要设定涉案专利所定义的角位,必须首先测量或清楚的了解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和频率,获取何时波动负荷转矩为最大的信息。另外,根据涉案专利的记载,基准方向为一向量或虚线的方向,也就是正时传动皮带包绕区域的二等分方向,由此可知基准方向并非是在可测的非圆形轮廓的安装位置,或者与凸轮轴其他部件的角度位置,而是一个虚拟的理论方向,要知晓基准方向必须首先明确皮带包绕转动体的确切位置,同时以切点为基础找等分方向。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转动体不停转动,和皮带之间的包绕关系也在不停变化,切点的位置也处于不停变化中,相应的二等分方向也处于不停变化中,在实践中无法根据动态变化的基准方向寻找所谓的90°~180°方向。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法通过涉案专利的说明实现角位的确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非圆形曲轴带轮安装位置的确定是通过测量凸轮轴角振动、张紧轮摆幅、皮带抖动以及惰轮径向力的方式通过实验确定的,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从未使用过涉案专利角位的技术特征。

四、现有技术抗辩情况

三被告在本案中均提出现有技术抗辩,其中盖茨上海公司以德国DE19520508A1专利主张现有技术抗辩,奇瑞汽车公司以日本特开平10-266868号专利主张现有技术抗辩,新世纪公司以日本昭63-88368号专利主张现有技术抗辩。同时,三被告认为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工作进展报告中记载的以下内容构成公知常识:对于具有剧烈波动扭矩的传动机构,非均匀性机构可以消除该波动驱动转矩;由于皮带传动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具有最佳特征,因此早在过去,人们就已经尝试在皮带传动机构中应用非圆形带轮,此类传动机构的最为简化的方式是由具有任意构形的非圆形带轮组成,其轴间距可变。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具有非圆形驱动部件的同步传动装置及其运转和构造方法”发明专利现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该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生产、销售、使用其专利产品。根据我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技术特征比对各自发表的意见,作如下评判:

关于技术特征I和I1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凸轮轴压缩气门弹簧,气门弹簧对凸轮轴产生反作用力,于是产生一个阻碍凸轮轴及其带轮旋转的扭矩,而当凸轮轴继续旋转,被压缩后的弹簧就会膨胀开来产生一个推动凸轮轴及凸轮轴带轮加速的扭矩。凸轮轴及凸轮轴带轮每旋转一周,类似情形重复发生,上述情形中气门弹簧反作用于凸轮轴的转矩被称为波动负荷转矩。根据上述波动负荷转矩产生原因的分析可知,波动负荷转矩并不以采用非圆轮为前提,无论同步传动装置采用非圆形轮廓还是采用正圆形轮廓,凸轮轴上因气门弹簧的作用必定有波动负荷转矩的存在。在不考虑气门弹簧加速度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任何四冲程发动机同步传动装置中纯粹由气门弹簧的打开和闭合对凸轮轴产生的扭矩即波动负荷转矩呈周期性变化规律。

关于三被告提出的必须通过实际测量的方式才能获得波动负荷转矩变化规律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正时皮带传动系统的振动来自于包括发动机燃烧做功引起的扭振、凸轮轴打开进排气门的负荷转矩、正时系统中其他传动零件的振动等多个激励源的影响,相应的反映在凸轮轴上的扭矩为综合扭矩,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确实无法区分哪部分是波动负荷转矩,但根据上述波动负荷转矩产生的原因可知,即使不通过实际测量的方式也可知晓波动负荷转矩的真实存在及其周期性变化规律。

关于三被告提出的被控侵权同步传动装置中波动负荷转矩随转速和负载变化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波动负荷转矩与凸轮轴或者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载无关。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附图4a、4b所示,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呈周期性变化曲线的横坐标为曲轴带轮旋转角度,即曲轴转动一周,出现两次波峰和两次波谷。发动机转速大小仅导致曲轴转动加快,影响的是波动负荷转矩的频率,但曲轴每转动一周,波动负荷转矩幅值与曲轴转角对应关系是不变的,因此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附图可知涉案专利中定义的波动负荷转矩与转速和负载均无关。盖茨上海公司将发动机转速和负载作为参考,对涉案专利技术特征进行了错误分析和解读。综上,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具有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这一技术特征。

关于是否具有技术特征J、K、J1、K1、J2、K2。对于该技术特征的解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为一同步传动装置,与一般的产品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用结构或连接关系方式限定不同,技术特征J、K、J1、K1、J2、K2通过工作原理的方式对其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加以限定。就对该工作原理类技术特征的理解,根据涉案专利背景技术中记载:用非圆形轮廓降低皮带传动中的扭转振动为公知常识,但现有技术并未揭示在特定的发动机同步传动装置中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和如何进行不圆的转动体相对于其他转动体的角度对准。故涉案专利的发明点,即相对于现有技术的区别即在于从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式来设定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和角位,相应的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也限于此。另外,按照发动机领域的公知常识,发动机的正时传动系统有多个激励源,包括发动机燃烧爆发压力、活塞连杆往复运动和曲轴运动不平衡不均匀、在气门开启的过程中受到气缸燃烧的压力、水泵的反作用力、凸轮轴打开进排气门的负荷转矩、正时系统中其他传动零件的振动等等。相应的,减小振动的方式既包括改变激励源,也包括改变系统的振动特性。对于发动机这样一个多激励源的复杂系统,当振动减小的时候,通过试验可以直观的发现皮带张力减小了,凸轮轴扭振减小了等等结果,但无法从观察到的效果倒推出这种效果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实现的。如果一项技术方案是通过涉案专利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减少皮带张力波动的方式或者单纯通过试验的方式来设计非圆形轮廓而最终实现了减小振动的效果,那么最终出现的只是一个振动减小的结果,对于具体实现减小振动效果的方式无法做唯一化的解释。同时,专利复审委在就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书中亦认为,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改进的关键点即在于根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和角位,而不是像现有技术那样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来选择所述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现有技术中用非圆轮的方式都无法实现减振的效果,并实际上加剧了系统的振动,但未能提供任何的实验数据及其他证据加以论证,该观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技术特征J、K、J1、K1、J2、K2的保护范围应限定为通过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来设定偏心距和角位的特定工作方式。相应的,莱顿苏州公司要证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具有涉案专利记载的技术特征J、K、J1、K1、J2、K2,必须首先证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角位和偏心距大小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中的记载相同且产生了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其次证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按照涉案专利记载的以产生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式来设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

对于第一点证明内容,莱顿苏州公司主张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角位设定为113°时偏心距的大小在0.22mm~1.66mm之间都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莱顿苏州公司的计算有误,A、莱顿苏州公司未能合理解释波动校正转矩及k值在前后的测量报告中出现差异的原因;B、莱顿苏州公司选择波动校正转矩上下15%的减少量及根据传动跨距周期性伸长或缩短的幅值通过插值法计算偏心距的方式无法得到涉案专利说明书的印证;C、莱顿苏州公司主张角位选择不同,偏心距范围随之变化的观点与涉案专利说明书根据波动负荷转矩的大小通过计算和查找表格的方式获得偏心距的方式不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未记载角位数值与偏心距大小的对应关系。2.专利权利要求具有公示效力,起到界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作用,公众有合理的预期在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外的属于公知技术,属可以自由使用的范围,故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对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信赖,权利要求的保护边界应明确。本案中,根据莱顿苏州公司的陈述,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角位不是113°,偏心距大小则在另一个范围。换言之,仅一个113°角位就能得出0.22mm~1.66mm偏心距范围的多个设计方案,如果以90°~180°角位去尝试,可以得到无穷多个角位和偏心距的对应组合,这将导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法清楚的界定和识别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也无法基于涉案专利的披露而进行不侵权技术方案的实施。综上,莱顿苏州公司主张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偏心距的大小在0.22mm~1.66mm之间即构成对涉案专利侵害的观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点证明内容,莱顿苏州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盖茨上海公司是以产生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式来设定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和偏心距,且根据盖茨上海公司提供的试验数据,其设计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做法是对于每一款发动机,先设定几种非圆形曲轴带轮的偏心距和角位,通过试验测试发动机各种转速、负载下的进排气凸轮轴的角抖动、张紧轮摆幅、皮带抖动以及惰轮径向力等参数,从中选择最佳的偏心距和角位。这样的偏心距和角位选择是考虑在发动机在不同的转速、负载下,气门弹簧对凸轮轴的反作用力矩、气门开启气缸压力对凸轮轴的反作用力力矩、气缸燃烧爆发压力对曲柄连杆机构周期性作用的综合影响,即盖茨上海公司的技术方案是考虑了整个发动机系统的各个振动源的作用来选择非圆形曲轴带轮的角位和偏心距的。结合上述两项证明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缺少“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与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这一技术特征。

关于莱顿苏州公司提出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9为新产品方法专利,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莱顿苏州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权利要求39方法专利所涉的产品为新产品,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莱顿苏州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具有涉案专利J、K、J1、K1、J2、K2技术特征,根据专利侵权判定的全面覆盖原则,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依法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对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具有涉案专利技术特征P、P2以及三被告的现有技术抗辩能否成立不再予以评述。莱顿苏州公司指诉各被告侵害其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莱顿苏州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0222元,证据保全费2000元,合计242222元,由莱顿苏州公司负担。

莱顿苏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根据现有证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清楚的,一审判决所作的“这将导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法清楚的界定和识别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也无法基于涉案专利的披露而进行不侵权技术方案的实施”的认定系法律和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错误地利用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清楚、无歧义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进行了窄缩性解释,人为缩小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3.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0、58为产品权利要求,侵权比对对象是产品,因此,无论被控侵权产品的具体实施方法是什么,只要具备了权利要求相应的结构特征,就应当认为落入产品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但一审法院不合理地要求莱顿苏州公司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使用了涉案专利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具体方法,系技术比对方法错误。4.在莱顿苏州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盖茨上海公司所谓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材料早在网上公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不公开审理本案,剥夺了莱顿苏州公司研读盖茨上海公司提供的技术材料的时间,侵害了莱顿苏州公司的诉讼权利,程序存在瑕疵。5.一审法院对能够证明本案侵权事实的证据(盖茨公司的专利)以及盖茨上海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已删除重要信息的情况未予考虑,属于遗漏重要事实。6.一审法院未对方法权利要求39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过程中,莱顿苏州公司明确放弃针对SQR477及E4G16两款发动机的侵权指控,并且明确表示因莱顿苏州公司所获得的授权许可期限已经到期,故放弃要求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盖茨上海公司答辩称:1.涉案专利为改进型发明,在确定其保护范围时应当考虑现有技术的情况和涉案专利授权、确权过程中专利权人的相应解释。2.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存在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一审法院确定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合理,本案并非如莱顿苏州公司所称存在简单地将所谓装置专利解读为方法专利的情形。3.莱顿苏州公司始终未能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具有涉案专利所保护的全部技术特征。4.盖茨上海公司提交的产品研发方法及完整的原始数据,能够证明与被控侵权产品的设计原理、思路以及具备的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不同。综上,请求驳回莱顿苏州公司的上诉请求。

奇瑞公司同意盖茨上海公司的答辩意见并作如下补充:涉案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特征部分的技术特征均非结构类技术特征。

新世纪公司在盖茨上海公司答辩意见的基础上作如下补充: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2.莱顿苏州公司在非点火状态下测量得到的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关参数,不能反映发动机的正常工况,无法用于侵权比对。3.一审法院程序并不违法,一审证据材料中包括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全部设计资料和测试数据,里面含有网上未披露的内容。4.本案不涉及新产品、也不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5.莱顿苏州公司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侵权,本案不具备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的基础。

奇瑞公司和新世纪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

莱顿苏州公司二审提交如下新证据:

1.盖茨上海公司及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2.(2015)京中信内证字54349号公证书;3.(2015)京中信内证字54350号公证书及相关部分中文译文。以上证据1~3证明盖茨上海公司为美国盖茨集团公司的旗下子公司,两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4.(2015)沪东证经字第12254号公证书中所载ppt及其中文译文;5.Parker教授对于涉案专利、现有技术以及奇瑞发动机中非圆轮的分析报告及其中文译文(附Parker教授简历);6.Parker教授对于奇瑞481FD发动机在动态运行状况下的气门扭矩测量报告及中文译文;7.Parker教授针对李建秋教授在2015年10月28日二审庭审中所作陈述的回应、附件及其中文译文;8.Parker教授对于奇瑞发动机中来自非圆轮带轮的校正转矩的测量报告及其中文译文;9.楼狄明教授对于涉案专利相关问题的意见(附楼狄明教授简历);10.陶寅初工程师针对莱顿苏州公司商业成功的宣誓书、附件及其中文译文(附陶寅初工程师简历);11.涉案专利专利权稳定性及侵权问题专家意见书。以上证据4~11证明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等多方面的错误,并证明莱顿苏州公司的相应主张是正确的,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12.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测试视频,证明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存在区别。13.记录三段短视频的光盘,说明正时传动系统的发生共振时的现象。14.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专利无效诉讼判决书[文件号:4Ni29/14(EP)]及其中译文,证明盖茨公司曾在德国联邦专利法院针对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专利号为DE60213647的德国专利)提起专利无效诉讼,诉称涉案专利不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但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盖茨公司起诉,认定涉案专利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并维持涉案专利全部有效。15.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16.法律服务协议(LEGALSERVICEARGEREEMENT);17.付款回单、汇款凭证;18.专利诉讼代理合同;19.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20.苏州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21.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开具的发票一张。以上证据15~21证明莱顿苏州公司一、二审期间的合理开支;22.(2018)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0388号公证书,证明奇瑞公司生产的采用盖茨公司侵权产品的发动机销售数量。

盖茨上海公司二审提交如下新证据:

1.EP1448916号欧洲专利,证明EP1448916号欧洲专利与涉案专利系同族专利。2.EP1448916号专利无效诉讼审理意见及其中文翻译件,证明EP1448916号专利的权利要求1、39、50分别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39、50具有相同的保护内容,且根据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的初步意见,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9、50的稳定性和保护范围处于不确定状态,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9、50涵盖了现有技术的内容,在确定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时候,应该排除属于现有技术的内容。3.关于EP1448916号专利无效诉讼审理意见的公证认证及其中文翻译件,用于补强上述证据2。4.4W100412号专利无效程序中Parker教授的《专家证言》,证明在涉案专利的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对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和保护范围作了限制性的解释。5.Parker教授在涉案专利的欧洲同族专利EP1448916号无效诉讼程序中提交的书面说明及其中文翻译件,证明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的本质区别在于:从抵消或者减小波动负荷转矩的理念出发,通过特定方式设置非圆轮的偏心距大小和相位。6.盖茨公司不服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无效诉讼判决提起的上诉状及其部分中文翻译件,证明盖茨公司已经就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的无效判决提起上诉,涉案专利及其同族专利的稳定性存疑。2018年3月13日,盖茨上海公司根据本院举证通知书的要求,提交了如下证据:7.盖茨上海公司内部系统网页打印件,证明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之间的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关的ECO带轮(即本案所指的被控侵权产品中的非圆轮,以下同)的销售数据;8.ECO带轮的采购发票;9.ECO带轮的销售发票。以上证据8、9证明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关的ECO带轮的销售价格及利润;10.ECO带轮的物料清单及其中文翻译件,证明ECO带轮的采购发票与ECO带轮的销售发票上的编码相一致。

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卷,上述证据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将在裁判理由中予以评述。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一、本案技术事实查明的主要方式

为查明涉案技术事实,一审法院先后分别委托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和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对涉案技术问题进行委托鉴定,但两家鉴定机构最终均以没有能力开展鉴定为由退回了一审法院。二审中,双方对于权利要求解释以及侵权技术比对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技术问题仍然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在此情况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就涉案技术的专门性问题向法庭作出说明。同时,法庭也指定了专家辅助人出庭,协助法庭进行技术事实调查。在2016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莱顿公司聘请的技术专家Parker(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楼狄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陶寅初(莱顿苏州公司正时传动技术总工程师),盖茨上海公司聘请的技术专家李建秋(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展进(盖茨上海公司技术总监),奇瑞公司聘请的技术专家潘利群(盖茨上海公司高级系统专家),法庭指定的技术专家常思勤(南京理工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系教授)、魏民祥(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车辆工程系教授)、吕立亚(南京林业大学车辆工程汽车电子教研室主任)对本案所涉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庭审过程中,各方技术专家基于各自的专业技术知识对本案权利要求解释、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以及现有技术抗辩中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各方当事人及各方专家一致同意就涉案技术问题交由法庭作出最终认定和裁决。

二、与权利要求解释有关的相关事实

(一)关于波动负荷转矩

1.莱顿苏州公司的专家辅助人认为:(1)在汽油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中,振动的唯一重要原因是凸轮轴上的来自气门波动负荷转矩,且是由气门弹簧回推凸轮轴产生的转矩;(2)水泵、张紧轮、惰轮等不会引起正时系统振动;(3)关于曲轴激励的影响。第一,虽然在发动机低速时,曲轴波动是主要的,但是随着发动机速度提高,曲轴转速波动迅速降低,故可以忽略曲轴激励的影响。根据盖茨公司在2013年会议报告中的数据,对于高于约1500r/min至2000r/min的发动机速度,曲轴速度波动非常小,在3400r/min处(接近于被控侵权产品正时传动系发生共振时转速,也是正时系统研究的转速区间),曲轴速度波动非常小;第二,盖茨公司的专利证实了曲轴波动并不重要:“对于汽油发动机,占有支配地位的循环波动转矩负载通常是凸轮轴的特性”(见盖茨公司的名称为“同步带驱动系统”、专利号为“ZL200780037635.7”的发明专利说明书第[0057]段记载内容);第三,曲轴上的振动由飞轮控制,因此曲轴系统的惯性力矩远大于凸轮轴惯性力矩,根据丰田一款发动机的实测数据,曲轴上的角振动不到凸轮轴上角振动的十分之一。因此,在发动机高速状态时,曲轴波动对于正时传动系统振动而言是可以忽略的;(4)关于缸内燃气压力的影响。在进气冲程和排气冲程时,进排气门开启时刻的气缸内的燃烧压力已经极小,稍大于大气压力0.15~0.3MPa,对开启和关闭气门的阻力影响极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压缩冲程、做功冲程时,进排气门是完全关闭的,燃烧压力作用在气门上,并传递到气缸盖的阀座上,而并非传递到气门弹簧上,故对凸轮轴上的负荷转矩不产生影响,因此气缸爆发压力不影响波动负荷转矩。

2.盖茨上海公司及奇瑞公司的专家辅助人认为:(1)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第19页第2段的内容“通过使用一个椭圆形曲轴链轮,其(在适当的瞬间)牵引皮带,产生一个附加转矩,该附加转矩具有使作用在凸轮轴上的复合转矩为零的幅值和相位”,可以证明波动负荷转矩是一个考虑了众多因素的综合转矩,而不是仅仅包括由气门开合产生的转矩。(2)在静态和发动机正常工作这两种不同情况下,波动负荷转矩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应当以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波动负荷转矩为准。此时就需要考虑曲轴激励、气缸内燃气压力、凸轮轴的惯性力以及正时系统中的张紧器、皮带、油泵等产生的负荷转矩,而不是仅仅考虑气门弹簧力引起的负荷转矩。(3)根据相关论文和计算机仿真数据,曲轴激励是正时系统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高速转动情况下,曲轴的转速波动的幅值是变大的,而且有多次谐波。

3.法庭专家辅助人认为:(1)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主要来源于凸轮轴上的凸轮与气门子系统(包括气门、气门弹簧、液压挺柱等)作用力(包括气门弹簧的作用力和运动部件的惯性力)。这一作用力在凸轮轴转动时周期性变化,在气门关闭时处于较低值,在气门开启过程中升高至最大值并在随后的关闭过程中降低。对于4缸发动机,曲轴旋转2转,对应凸轮轴旋转1转,存在4个波动负荷转矩的峰值。(2)其他因素是否构成发动机正时系统中激励源的分析:正时系统中的每一部件都会对系统振动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不一定构成激励源。构成振动的激励源的根本原因是存在突变或快速变化的作用力,据此发动机正时系统中的水泵、惰轮等不会构成激励源。缸内的气体压力在气门关闭时,对凸轮轴无直接作用。在气门开启过程的绝大部分时间中,缸内的气体压力与大气压力差别不大,通过气门对凸轮轴的作用可忽略不计。唯一需要讨论的是排气门开启及开启后的短暂时间内,缸内的气体压力相对较高(与发动机转速、负荷有关,发动机转速越高或负荷越高,则排气门开启时缸内的气体压力也越高),但此时气门弹簧作用力处于最低值,因而对凸轮与气门子系统(包括气门、气门弹簧、液压挺柱等)作用力的峰值及其相位不会有影响。变化的缸内气体压力还会通过曲柄连杆机构作用在曲轴上,产生曲轴角振动,即所谓的曲轴激励,并通过正时系统传动链间接影响正时系统的振动。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影响,而是这种曲轴的角振动有多大,影响的相对大小,这需要根据相应实验数据来确定。

4.涉案专利说明书第1页第3段记载:“进气阀、排气阀以及开合这些阀的凸轮轴形成一个很强的机械振动源。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导致一种称作扭转振动的振动”,第12页第5段记载:“在一种同步传动装置的公知形式中,曲轴链轮通常具有一个圆形轮廓。在这种情形中,同步传动装置容易振动,即扭转振动,其由顶置凸轮轴开合内燃机的进气阀和排气阀引起”“图6a示出作用在一个单凸轮发动机中的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103”(专利说明书附图6a见本判决书图1)。第13页第3段记载:“链轮11……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通过皮带10作用在第二转动体12上。该波动校正转矩以104示于图6a。在优选情况中,总的波动负荷转矩103通过整个校正转矩104消除。校正转矩104优选与整个负荷转矩103成180°反相,并且波动的校正转矩104的峰值等于整个波动负荷转矩103的峰值”。

(二)关于波动校正转矩

1.盖茨上海公司的专家诉讼辅助人认为,由于在正时系统皮带的松边设有张紧轮,皮带松边的张力是恒定的,不会产生波动校正转矩;而在皮带紧边,由于存在曲轴转速波动等激励,张力变化非常大而且非常复杂,难以产生如专利所称的周期性的波动校正转矩。

2.莱顿苏州公司的专家诉讼辅助人认为,非圆轮可以产生波动校正转矩,涉案专利就是靠非圆轮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解决专利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盖茨公司针对涉案专利的无效程序中,专利确权机关肯定了非圆轮可以产生波动校正转矩。而且,在涉案专利之前,现有技术都没有揭示出非圆轮会产生波动校正转矩,在涉案专利之后,盖茨公司自己申请的专利中也提到了波动校正转矩。

3.涉案专利说明书第3页“发明内容”部分第2段记载“所述装置的优选实施形式是,通过长传动构件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相邻接的跨距的周期性伸长或缩短,所述非圆形轮廓产生上述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所述长传动构件在其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皮带张紧侧具有一个传动跨距,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在下列角位的+/-15°角度(优选不超出+/-5°)内,所述后一角位使得所述传动跨距的最大伸长量与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的峰值相符。

(三)关于偏心距

1.盖茨上海公司的专家诉讼辅助人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偏心距的定义与专利偏心距定义不一样。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轮廓形状的形成过程可以看成是:将一个圆轮一分为二,中间分开2mm后所形成一个非圆轮廓,这样将最大半径减最小半径就是偏心距,为1mm。

2.莱顿苏州公司专家诉讼辅助人认为,权利要求书中的偏心距的概念以涉案专利文件所定义的为准。

3.涉案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第16页第3段记载:“用于对照的基准圆是一个直径等于长轴长度20和短轴长度21平均值的圆。椭圆形轮廓19的偏心距可以通过考虑轮廓线与基准圆在长轴20处的偏差确定”。

(四)关于技术特征J、K

1.第15956号无效决定中,关于请求人盖茨公司针对涉案专利提出“权利要求1、39、50和58的特征部分仅记载了与本专利发明目的相关的功能性特征,没有记载具体的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预测到替代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的其他方法”的异议,专利复审委认为,本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的关键点就在于:根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及其角位,而不是像现有技术那样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来选择所述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参见本专利的说明书第8页倒数第1段~第9页最后一段),本专利的权利要求1、39、50和58以此为依据将特征“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者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限定到权利要求中,而具体如何根据该特征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及其角位,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据说明书公开的具体方式实施,例如,在本专利说明书中的发明内容部分指出(参见说明书第5页第2段~第6页第2段),在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时可考虑轮廓和设有该轮廓的转动体的各种具体参数,非圆形轮廓根据内燃机的不同形式可具有多种不同的形状,为了减少或基本消除不同阶次的波动负荷转矩可设置次级突出部等,在本专利说明书的具体实施例部分,例如说明书第13页倒数第1段~第17页第1段,给出了角位以及非圆形轮廓偏心距的优选设置方法,另外,合议组也认为,在给出了要使得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的情况下,除了采用上述说明书中给出的这些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外,还可通过实验或者建模仿真的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参数。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公开的内容,完全可以预测到替代说明书中公开的具体方法之外的方法来减少或抵消波动负荷转矩,本专利的权利要求1、39、50和58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得到了说明书的支持。

2.第20785号无效决定中,(1)关于请求人盖茨上海公司提出“本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角位以及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独立权利要求1、39、50没有记载具体的技术手段来确定‘角位如何相关’以及‘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来减小或抵消波动负荷扭矩’”的无效理由,专利复审委认为: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消除或者减少由于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而在负荷组件上产生扭转振动,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专利将同步传动装置中的一个转动体设置为具有非圆形轮廓,该非圆形轮廓将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用来抵消或减少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而现有技术中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手段是设法抵消或减小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参见本专利的说明书第8页倒数第1段~第9页最后一段),本专利权利要求1、39、50中已经记载了“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上述技术内容已经给出了解决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选择非圆形转动体的角位以及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来减小或抵消波动负荷扭矩,合议组认为:在给出了要使得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者减少波动负荷转矩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通过实验或者建模仿真的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的参数,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1、39、50中已经记载了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1条第2款的规定。(2)关于请求人盖茨上海公司提出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0“最后一段限定的基准半径的范围所针对的是一任一个基准半径还是某个特定的基准半径,角位设置的范围不确定”的无效理由,专利复审委认为:“基准半径”及其角位与波动负荷转矩曲线存在对应关系,当波动负荷转矩为最大值时即在波动负荷转矩曲线的波峰位置时,最大基准半径的角位设置成与波动负荷转矩曲线上的波峰位置相对应,用于实现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为此权利要求30中清楚地限定了当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为其最大值时,基准半径的角位是从基准方向算起、在设有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转动方向取90°~180°范围内。权利要求30中所述的“基准半径”是指与波动负荷转矩的曲线波峰对应的最大基准半径。

3.盖茨公司针对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DE60213647(该德国专利与涉案专利享有共同优先权US60/333,118,2001.11.27,US60/369,558,2002.4.4,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基本相同)向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提起专利无效诉讼,该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文件号为4Ni29/14(EP)的《专利无效之诉判决书》,驳回盖茨公司起诉。关于DE60213647号德国专利权利要求1中“1.5所述非圆形轮廓(19)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12)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19)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104);1.5.1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的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104)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26)的波动负荷转矩(103)”的技术特征,该判决书作出如下裁判意见:“尽管在特征1.5和1.5.1中所列的特征未规定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的具体值,也没有规定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特定值。这一点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负荷转矩与相应内燃机型号的结构相关。法庭不认可原告的观点,争议专利中未将转动体的角位和转动体的偏心距之值作定义。确切而言,正是特征1.5和1.5.1告诉了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出现在相应内燃机类型上的波动负荷转矩,来非常明确地规定转动体的角位和转动体的偏心距之值”。

三、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关的事实

(一)确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整体过程

在难以通过技术鉴定方式确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情况下,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自行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相关测量测试,在一审中先后出具4份测量实验报告(《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奇瑞发动机正时系统波动负荷转矩与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对比》《测量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在二审中又出具了2份测量实验报告,即《动态运转状态下的气门转矩测量——奇瑞481FD发动机》《对奇瑞发动机中非圆形带轮的校正转矩的测量》(该报告为一审出具的《测量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的缩短版),用于证明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二)被控侵权产品气门组件作用在凸轮轴上的负荷转矩(以下简称凸轮轴负荷转矩)的确定

莱顿苏州公司采用了两种测量方法测得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并主张该负荷转矩即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

1.静态法。在《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奇瑞发动机正时系统波动负荷转矩与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对比》中,测量人员以被控侵权产品规定的皮带安装位置(使用一块带键槽的平板为工装,当平板上的键槽和进排气凸轮后端的键位置重合、并且曲轴上与非圆轮连接的平键处于9点钟方向)的位置即为参考位置,如图2(a)、(b)所示。

在该参考位置下,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的键槽刚好位于9点钟方向,将非圆轮上该键槽处的轮齿编号定义为15号齿,非圆轮上的其他齿的编号按照逆时针顺序依次命名,如图3所示。在参考位置时,非圆轮的0号齿位于正时皮带紧边与非圆轮开始啮合的位置。莱顿苏州公司在本案中对被控侵权产品所有测量和实验的参考位置、非圆轮轮齿编号均以该位置和编号为准。

从图2所示的参考位置开始,在非点火状态下,通过扳手手动旋转凸轮轴的方式测量被控侵权产品的进、排气凸轮轴上的负荷转矩,将该两转矩相加,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如图4所示。需注意的是,图4所显示采用静态法测得的被控侵权产品凸轮轴负荷转矩的平均值不为零,大约为5Nm。由于作用在凸轮轴上的平均负荷转矩对正时系统的扭转振动不产生影响,只有波动转矩(所谓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的“二阶”分量)才会对正时系统的扭振起作用,因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与凸轮轴负荷转矩之间具有相互抵消的关系,莱顿苏州公司在以下的测试报告中,对凸轮轴负荷转矩都作了均值归零处理,即图4以后的相关图中所显示的都是平均值为零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的“二阶”分量。

2.动态法。在《动态运转状态下的气门转矩测量——奇瑞481FD发动机》中,测量人员以上述相同的皮带安装位置为参考位置,通过电机拖动发动机曲轴旋转的方式,测量获得了在6种发动机曲轴转速下(分别为500转/分钟、1000转/分钟、2000转/分钟、3000转/分钟、3500转/分钟和4000转/分钟)被控侵权产品气门组件作用在的进、排气凸轮轴上的负荷转矩,并分别将进气与排气凸轮轴转矩相加,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如图5(a)~(f)所示。

(三)被控侵权产品中由非圆轮产生并作用在凸轮轴的波动转矩(以下简称非圆轮校正转矩)的确定

莱顿苏州公司采用了两种测量方法获得了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并主张该转矩即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校正转矩:

1.计算法。在《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奇瑞发动机正时系统波动负荷转矩与波动校正转矩的方向对比》中,测量人员先通过精密测量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的外形轮廓的尺寸,然后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ProEngineer软件)计算出被控侵权产品正时皮带紧边、松边的长度变化量ΔL,再通过公式T=rΔLk(r为凸轮轴带轮的半径,k为皮带刚度)计算出非圆轮校正转矩的幅值为17Nm。为直观显示出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与凸轮轴负荷转矩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莱顿苏州公司将上述计算法得到的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与前述静态法测得的凸轮轴负荷转矩一并在图6中示出。

2.实验法。在《测量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和《对奇瑞发动机中非圆形带轮的校正转矩的测量》中,测量人员通过3组实验测得并验证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

(1)实验设置:实验是在一个特别定制的实验台架上完成的,如图7(a)、(b)所示。该实验台架按照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系统搭建,所有零部件均来源于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系统,各零件相对位置以及初始设置均与被控侵权产品正时系统一致,与被控侵权产品相比存在的两处变化是:因为没有被控侵权产品的控制单元(ECU),无法使得发动机在点火工况下正常运转,因此采用电动机提供输入动力驱动曲轴旋转。高精度、低转动惯量、无刷直流的伺服电机用于为凸轮轴施加气门转矩。如果不使用能灵活控制凸轮轴输入转矩的伺服电机,而是使用实际发动机气门弹簧机构,非圆轮校正转矩是无法测得的。

(2)实验原理及过程:将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系统看作一个双输入单输出系统,两个输入分别为气门扭矩(由伺服电机提供,用以模拟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轮扭矩(非圆轮校正转矩),系统输出为凸轮轴扭振(如图8所示)。将电动机驱动曲轴的转速设定为3400转/分钟,该转速处于发动机正时系统发生共振时转速区间。

实验1:调节伺服电机使得气门扭矩输入为零,此时系统输入激励仅有非圆轮扭矩(非圆轮校正转矩),测量并记录此时系统输出凸轮轴扭振;实验2:用圆形轮替代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非圆轮,此时系统输入激励仅有气门扭矩(因为圆形轮不产生波动转矩),调节伺服电机,即气门扭矩,使得实验2与实验1的系统具有相同的输出凸轮轴扭振。由于实验1和实验2具有相同的扭振系统和扭振输出,因此实验1和实验2必然具有相同的输入激励,也就是说,实验1的唯一输入,即非圆轮扭矩(非圆轮校正转矩)应该等于实验2的唯一输入,即由伺服电机提供的气门扭矩。由于伺服电机提供的气门扭矩是已知的(伺服电机的调节终值),因此,通过以上两次实验,可以直接得到非圆轮校正转矩。实验3:将实验2中的圆形轮替换回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并且调节伺服电机,在凸轮轴的相反旋转方向施加实验2中得到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结果是测量得到凸轮轴的扭转振动非常小(凸轮轴扭振的角幅值为0.08°),由此验证实验2中测量得到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值是准确的。

(3)实验结果:通过上述实验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幅值为14.6Nm。同样地,为直观显示出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与凸轮轴负荷转矩之间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莱顿苏州公司将上述实验法得到的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与前述静态法测得的凸轮轴负荷转矩一并在图9中示出。

(四)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轮廓的几何形状的确定

在《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和《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中,测量人员采用精密三维坐标测量仪对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进行了测量,得到非圆轮全部24个齿的齿顶至非圆轮旋转中心(与几何中心为同一点)的距离(半径),见图10。由该图可知,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有两个突出部和两个缩进部。该轮的长轴位于7号和8号齿之间(也位于传动轮另一侧的19号与20号齿之间)。短轴位于1号与2号齿之间(也位于13号与14号齿之间),非圆轮长轴、短轴在被控侵权产品中的初始位置参见图2b。

(五)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轮廓角位的确定

根据图4所显示的凸轮轴负荷转矩曲线图可知,凸轮轴上负荷转矩在凸轮轴带轮从参考位置开始顺时针方向旋转9个齿时达到最大值,由于凸轮轴带轮与非圆轮是用同步带连接的,故当凸轮轴带轮从参考位置顺时针方向转动9个齿时,非圆轮也从参考位置顺时针方向转动9个齿,也即图2b中的非圆轮的9号齿顺时针旋转到0号齿的位置,相应地,非圆轮长轴的位置也旋转了9个齿的角度,到达图11中粗黑线所标出的位置。

三、关于现有技术抗辩

三被上诉人分别以公开号为DE19520508A1、公开日为1996年12月5日的德国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以下简称现有技术1),公开号为JP特开平10-266868A、公开日为1998年10月6日的日本公开特许公报(以下简称现有技术2),公开号为JP昭63-88368、公开日为1988年4月19日的日本专利公报(以下简称现有技术3)、公开号为JP平1-95538、公开日为1989年6月23日的日本实用新型公报(以下简称现有技术4)以及1996年出版的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工作进展报告中的论文“非均匀性传输带传动机构”(以下简称现有技术5)主张现有设计抗辩。上述五份现有技术的公开时间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

(一)现有技术1

1.现有技术1的说明书第[002]段记载:“特别是具有曲轴驱动轮、至少一个凸轮轴从动轮和一个链条或齿形带的内燃机的控制驱动装置,以及其它内燃机中已有的机组传动装置都因为力矩变化或角速度变化而振动,该振动在谐振范围内可能会导致听得到的噪音。与之想联系的是提高的摩擦力,所述摩擦力可能会给皮带传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及其作用效果带来负面影响”。[003]段记载“已知可通过增加一减震器来抵消这种扭振(例如DE3739336C2),但是这种措施必定带来不小的额外开支;不仅如此,由此需要的空间也常常得不到保证。DE3920528C1建议,通过一种液压制动装置抵消来自凸轮轴的由于气门弹簧力导致的交变力矩”。[004]段记载“本申请的目的是,通过简单的手段反作用于在此类皮带传动装置中出现的扭振,特别是消除人耳听得到的振动噪音”。[006]段记载“不同于上述已知的旨在消除振动能量的措施,本发明建议利用附加的不均匀性使所述皮带传动装置失谐,通过所述不均匀性使临界谐振区或临界转数区偏移到一个非干扰性的区域、或者不会出现的区域”。[007]段记载“制造出上述不均匀性的手段可优选一种‘非圆的’驱动轮或从动轮,在齿带传动设备的纵向方向上具有不同的弹性或厚度,或者一个或多个弹性预紧的反作用元件,这些元件在预定的频率和相位上运行,以上手段与皮带传动装置已有的不均匀性相叠加并由此使谐振偏移”

2.在涉案专利的背景技术中也提到了现有技术1,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背景技术部分的记载,现有技术1公开了“一种用于内燃机的缠绕式皮带传动,正时控制皮带绕在两个和发动机的曲轴相连接的从动皮带轮上,一个驱动皮带轮和发动机的凸轮轴相连接。发明的目的在于抵消这种皮带传动中产生的扭转振动。建议提供一种附加扭转振动,通过该附加扭转振动可以把临界共振移至一个能被容许或不会发生的范围”。在现有技术1中“由一个‘不圆的’皮带轮产生扭转振动,该皮带轮作为凸轮轴皮带轮的组成部分示出。所示的不圆的皮带轮具有规则排列在皮带轮周围的四个突出部和四个缩进部。皮带轮外形的变化把扭转引入到从动皮带轮输入或输出范围处的正时控制皮带,叠加在内燃机的动态特性上,从而调整或者消除临界共振范围。一图示出同步传动的扭转振动的曲线图,凸轮轴以度数为坐标而曲轴以转速为坐标。总振幅如图所示,图中还示出了主要的二阶振动和较小相关的四阶振动。给出一不圆的皮带轮偏心距大小的单独例子,但是没有说明在发动机型号、传动皮带型号及载荷类型给定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偏心距的大小和如何进行不圆的转动体相对于其它转动体的角度对准。如上所述,引用文献中的发明目的是抵消皮带传动中的扭转振动,但是并没有解决振动源的问题。”

3.在盖茨公司针对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DE60213647提起的专利无效诉讼中,现有技术1作为对比文件(在该案中证据编号为NK14)使用过。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对该对比文件的相关评述为:“在争议专利(与涉案专利共享优先权的德国专利DE60213647)的说明书导言中同样已提及的文件NK14,同样提出一种用于内燃机的皮带传动装置,也就是一种同步传动装置。这个已知同步传动装置具有一个形式为齿带的包含若干啮合段的连续循环回路式的长传动构件;以及若干转动体(20、22、16),其包括至少一个第一(16)和一个第二转动体(20)。……从第2栏第20至35行的阐述中还能看出,NK14的原理是,在换气阀的阀门弹簧被张紧和减负的情况下,由于曲轴的气体力和惯性力与凸轮轴上的交变力矩(波动负荷转矩)发生振动叠加,可能产生会对皮带传动装置的使用寿命和效率造成负面影响的共振或振动激励。为解决这项难题,NK14提出不同措施来对皮带传动装置施加一个附加的不均匀性,从而延迟或消除该不利的共振范围。……这些转动体中的至少一个具有不圆即非圆形的轮廓,其中至少两个突出部与形式为凹处(30、32、34、36)的缩进部交替排列。这些凹处在约30至60°的周边范围内延伸,小于轮径的1%。但NK14并未告诉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何种标准来选择和调节非圆形轮廓的角位,或者根据何种标准来规定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以达到该案所提出的延迟或消除共振的效果。因此充其量而言,特征1至1.4.1(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A~I)是由NK14已知的”。

(二)现有技术2

1.现有技术2的权利要求1为:“一种凸轮轴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具备凸轮轴驱动系统和椭圆形链轮,所述凸轮轴驱动系统将正式皮带卷绕在设置在内燃机的曲轴上的驱动侧链轮和设置在内燃机的凸轮轴上的从动侧链轮之间,从驱动侧链轮向从动侧链轮传递动力,所述椭圆形链轮被卷绕设置在位于上述正时皮带的张紧侧的一个从侧链轮和上述驱动侧链轮之间,施加与上述正时皮带的圆周方向的周期性张力波动相反的张力”。

2.该专利说明书第[0006]段~[0010]段记载:“正时皮带因气门正时、气门弹簧、气门传动系统的布置、正时皮带的布置等而具有固有振频,存在引起共振的发动机转速。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在内燃机中,为了提高体积效率,而增加进气门的提升量或增大进气门的开阀时间。增加提升量、开阀时间的气门传动系统中,相对于正时皮带的负担增大,存在正时皮带的负荷差(即,周期性波动的负荷的振幅)增大的倾向。但是,若该负荷的振幅增大,则施加给正时皮带的负荷容易随着接近内燃机的共振点而急剧增加,因此,存在皮带负荷超过正时皮带的允许负荷的情况。因此,在实开平1-95538号公报(现有技术4)中,提出了曲轴链轮使用椭圆形链轮,根据正时皮带的卷绕角和卷绕材料长度的关系变化,向正时皮带施加与产生的张力波动相反相位的波动,减低皮带负荷的构造。但是在该构造中,张力波动不仅施加给张紧侧,也同时施加给松缓侧,结果,给自动张紧器(或张紧器)带来因张力波动而产生的振动等不良影响,此外,若不使椭圆形皮带轮的长短差大,则难以得到降低皮带负荷的效果”。第[0012]、[0013]段记载:“因此,曲轴链轮使用椭圆轮并不好。本发明是鉴于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发明,其目的在于,提供能够充分降低正时皮带的波动负荷的凸轮轴驱动装置。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权利要求1记载的凸轮轴驱动装置中,在卷绕在曲轴的驱动侧链轮和凸轮轴的从动侧链轮上的正时皮带中的、位于张紧侧的从动侧链轮和驱动侧链轮之间的皮带部分,设置施加与正时皮带的圆周方向的周期性张力波动相位相反的张力的椭圆形链轮,充分发挥张力波动的抵消效果”。

(三)现有技术3

1.该专利权利要求1(仅有一个独立权利要求)记载:“一种等速驱动装置,利用绕挂在周期性产生旋转变动的驱动轮与被驱动轮之间的动力传递构件将所述驱动轮的旋转传递到所述被驱动轮,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驱动轮的外周缘形状与所述周期性旋转变动相应地成型为非正圆形状”。

2.该专利说明书“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部分记载:“由于内燃发动机的气缸内的燃烧是间歇进行,因此曲轴不是等速旋转。尤其是低速旋转时的曲轴的旋转变动率(转速变动幅度相对于平均转速的比例)变大。因此,借助安装于曲轴的带轮(曲轴带轮)1经由正时带4被驱动的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平衡轴)也不等速旋转。而且,随着曲轴的旋转向凸轮轴传递,进而从凸轮轴向油泵的驱动轴传递,曲轴的旋转变动增大……由于这些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不等速旋转,因此存在发生由于齿隙等产生的撞击声(所谓的‘咔哒撞击声’)、在正时带与带有齿的带轮2、3之间的啮合声等噪音、振动的问题,为了防止该噪音、振动,安装如图5的虚线所示的自动张紧器5,通过自动地将带4的张力调整为恒定,从而能够抑制噪音、振动,但该自动张紧器的结构复杂。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而且很少产生振动、噪音的等速驱动装置”。

3.该专利说明书“解决技术问题的手段”部分记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只要使动力传递构件的周速等速化,则能够降低被驱动侧的振动、噪音。故基于该见解而完成了本发明,提供一种等速驱动装置,利用绕挂在周期性产生旋转变动的驱动轮与被驱动轮之间的动力传递构件将所述驱动轮的旋转传递到所述被驱动轮,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驱动轮的外周缘形状与所述周期性旋转变动相应地成形为非正圆形状”。

4.该专利说明书实施例中记载:“该非正圆形状部A的形状根据曲轴的周期性产生的旋转变动而设定,以使曲轴的旋转降低的时期与曲轴带轮1’的非正圆形状部A同带4实质上接触的时期相一致的方式,将曲轴带轮1’安装于曲轴上。并且,在带轮1’的外周缘沿整周形成有供正时带4的啮合的齿1’a”“安装于凸轮轴的凸轮轴带轮2’也与曲轴带轮1’相同,具有与曲轴的旋转变动的大小及发生时期相适应的非正圆形状部,以使曲轴的旋转降低的时期与凸轮轴带轮2’的非正圆形状部同带4实质上接触的时期相一致的方式,将凸轮轴带轮2’安装于凸轮轴上”。

(四)现有技术4

1.根据第15956号无效决定的记载,现有技术4公开了一种等张力传动装置,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一种等张力传动装置,是通过卷绕在与周期性产生旋转波动的四气缸内燃机的输出轴结合的驱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之间的动力传递部件,而将上述驱动齿轮的旋转向上述从动齿轮传递的等张力传递装置,上述驱动齿轮的外周缘形状成形为具有与因上述周期性旋转波动而产生的上述动力传递部件的张力波动相应的长直径/短直径比的椭圆形状,以将与上述张力波动相反的相位的张力波动施加给上述动力传递部件的方式配设上述驱动齿轮”。现有技术4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通过防止正时皮带等动力传递部件的张力波动来降低张力,使动力传递部件的寿命延长的等张力传动装置”。现有技术4说明书附图的1(A)和1(B)公开了其等张力传递装置的概略外形图和应用于内燃机的正时皮带传动装置的概略结构图,同时其实施例部分对在不同的张力波动的情况下,如何选取驱动齿轮的长直径和短直径比进行了说明,同时也对驱动齿轮的安装位置进行了说明。

2.该无效决定还记载:“由此可见,证据2(即本案中现有技术4)仅仅是披露了通过提供一个反向的张力波动来抵消或减少皮带中由于所述周期性旋转波动而导致的张力波动,其并未公开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以下技术特征‘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虽然本专利的上述特征也使得皮带的张力波动减小,但是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者减小张力波动的方式是等同的,故本案合议组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2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2款有关新颖性的规定;同时,证据2也未就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给出技术启示,同时也未有证据显示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且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的应用给本专利带来了延长皮带寿命、降低噪音的技术效果,故本专利的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2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五)现有技术5

1.现有技术5的引言部分记载:当连续运动发生不规律的增速或减速时,就需要能够产生非均匀性旋转运动的机构。……对于具有剧烈波动扭矩的传动机构,非均匀性机构可以消除该波动驱动转矩。……由于皮带传动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具有最佳特征,因此早在过去,人们就已经尝试在皮带传动机构中应用非圆形带轮,此类传动机构的最为简化的方式是由具有任意构形的非圆形带轮组成,其轴间距可变。

2.现有技术5的研究目标部分记载:本研究的首要目标是确定一种具有足够精准性的带轮构型计算方法。与前述的理论方法不同,需首选研究为给定带轮寻求配合带轮的情形。理论分析必须涵盖具有两个以上带轮的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情形,因为,例如设有偏心安装的两个圆形带轮以及一个平衡带轮的三带轮传动机构可实现低成本制造并允许自由选择轴间距。

3.现有技术5的总结和发展前景部分记载:本论文研究了带有非圆形带轮和固定旋转轴的旋转式齿形带传动机构。保持包裹部分长度恒定的基本条件已在一个适用于任意带轮数量的简单公式中予以阐明。该条件确保了系统的移动性,该条件只取决于在带轮进入端位置和出口端位置的股的旋转中心之间的距离。因此,采用与接触点的切线距离来描述带轮的几何形状。距离曲线与切线所包络的实际机体的轮廓线之间的关系由简化的传输公式所给定。一般以数值计算方法来计算带轮的几何形状。仅对于某些特殊情形,才会用近似公式来计算或甚至给出精确解。采用迭代数值法,可分步骤改进所需带轮的形状。

四、关于被控侵权行为

一审中,莱顿苏州公司指控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生产、销售的SQR481、SQR484、SQR477及E4G16系列发动机的正时传动系统侵害了涉案专利权。二审中,莱顿苏州公司放弃针对SQR477及E4G16两款发动机的侵权指控,仅主张SQR481、SQR484两款发动机的正时系统构成专利侵权。

二审庭审中,关于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之间与被控侵权产品有关的合作方式,盖茨上海公司陈述,其是零件供应商,其向奇瑞公司提供产品是以零部件方式批量提供,并不向奇瑞公司提供成套正时传动系统,但正时传动系统的技术方案是其向奇瑞公司提供的。奇瑞公司陈述,涉案正时传动系统整体技术方案是盖茨上海公司设计的,正时传动系统中的非圆轮、惰轮、张紧轮是盖茨上海公司提供给奇瑞公司,皮带则是盖茨上海公司指定的供应商[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向奇瑞公司供货。非圆轮的安装位置、配合角位是盖茨上海公司确定,奇瑞公司不能更改。

五、关于赔偿数额

(一)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侵权赔偿额

1.计算方式

本案中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来计算赔偿数额,并提交了《2010年12月份(分系列)产销数据》(来源于北京东方信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11年中国车用发动机行业产销分析》《2012年10月份车用发动机行业产销综述》《Alixpartners2010年中国汽车展望调研报告》以及淘宝网页打印件等证据作为计算依据。为进一步证明淘宝网页打印件中所显示的被控侵权产品单价的真实性,二审中莱顿苏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打开京东手机客户端,在“盖茨皮带京东自营旗舰店”中显示,“盖茨K0277173正时皮带套装4件套适用于奇瑞A3/A5瑞虎52.0瑞麒G62.0T”,价格显示498元/套。

因莱顿苏州公司二审中放弃针对SQR477及E4G16两款发动机的侵权指控,故本院将该两款发动机在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计算方法和结果中予以去除。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侵权赔偿的时间范围是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2010年4月至2012年4月是起诉之日往前推2年;2012年4月至10月是起诉之日至一审诉讼期间),并结合其提交的证据,提出了二种计算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第一种计算方法:将赔偿额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步骤为(1)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根据《2010年12月份(分系列)产销数据》,SQR481、SQR484发动机当年累计销售94831台、27195台,合计122026台,按照122026÷12×9的计算方法(也即将当年两款发动机的销售总量平均至每个月,然后乘以9个月),得出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的产量为91519台。同时,也可以算出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在奇瑞公司当年生产所有型号汽油发动机总量(695953台)的比例,即122026÷695953≈17.53%;(2)2011年全年,根据《2011年中国车用发动机行业产销分析》,2011年奇瑞公司所有型号汽油发动机总产量为634777台,再根据2010年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17.53%,估算出2011年奇瑞公司生产的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的产量634777×17.53%≈111276台;(3)2012年1月至2012年10月,根据《2012年10月份车用发动机行业产销综述》,2012年1~10月奇瑞公司所有型号汽油发动机总产量为435303台,再根据2010年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产量占2010总产量的17.53%,估算出2012年1~10月奇瑞公司生产的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的产量435303×17.53%≈76309台;(4)据此可得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奇瑞公司共生产SQR481、SQR484这两款被控侵权发动机总台数91519+111276+76309=279104台;(5)根据淘宝网页打印件所记载的内容,即一家名称为“上海主流汽配”的商铺销售的“盖茨皮带正时维修套装奇瑞A51.6L/1.8L/2.0L奇瑞A31.6L/1.8L/2.0L正时皮带维修套装正时皮带77173*25.4+正时张紧轮GTS1025+惰轮GTS5004+惰轮GTS5005”产品价格为490元,确定被控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单价;(6)根据《Alixpartners2010年中国汽车展望调研报告》确定被控侵权产品的利润率为10%;(7)每台SQR481或SQR484发动机上装有一套被控侵权产品,据此可以计算出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盖茨上海公司的侵权获利为279104×490×10%=13676096元。

第二种计算方法(仅针对SQR481一款发动机):奇瑞公司生产的A3两厢、A3三厢、瑞虎、东方之子、旗云5、E51.8L等车型上均使用了SQR481型号的发动机,根据北京东方信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车型的销售数据,2010年、2011年、2012年(1月~10月)SQR481发动机的年销售数量分别为117126台、112540台、103226台,共计332892台。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以“赔偿数额=侵权产品销售总量×产品单价×平均利润率”的方式计算赔偿额,即332892×490×10%=16311708元。

2.合理支出

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4500元(一审诉讼中的公证费3500元,二审诉讼中的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1500000元(一审律师费600000元,二审律师费900000元)、购买被控侵权发动机费用44580元(莱顿苏州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先后从新世纪公司处购买了2台SQR481发动机,一台用于做各项测试,所得测试结果作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侵权的证据,另一台通过公证方式购买并作为侵权产品实物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合理费用合计1549080元。

(二)盖茨上海公司提交的有关被控侵权产品制造、销售的证据情况

考虑到莱顿苏州公司已提交了从第三方机构获取的侵权获利的初步证据,而盖茨上海公司作为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提供者以及被控侵权产品关键零部件的提供者,掌握着被控侵权产品产销量以及利润的源头数据,故本院在二审中要求盖茨上海公司提交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其向奇瑞公司销售的带有非圆形轮廓转动体的同步传动装置或其部件数量、价格、利润的相关证据。

根据盖茨上海公司向本院提交内部系统查询结果和统计数据,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其向奇瑞公司销售非圆轮265159只。根据盖茨上海公司提交的采购、销售发票显示,盖茨上海公司向扬州保来得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非圆轮的单价为26.53元(不含税),其向奇瑞公司销售非圆轮的单价为28元(不含税)。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2.盖茨上海公司等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能否成立;3.如果构成侵权,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

本院认为:

一、关于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一)关于权利要求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权利要求,可以运用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进行解释。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特别界定。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运用与涉案专利存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及其专利审查档案、生效的专利授权确权裁判文书解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包括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中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及其专利复审委制作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会晤记录、口头审理记录、生效的专利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书和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等。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功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1.权利要求是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依据,说明书及其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相关内容。说明书及其附图对于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体现在,帮助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准确理解权利要求的内容,但不能替代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对于权利要求中出现的相关技术术语的解释,应当遵循内部证据优先原则,即如果权利要求中相关技术名词在专利说明书中已经作了特别说明,应当根据该特别说明解释相关技术名词。如果说明书并没有特别说明,应当按照通常理解去解释。所谓通常理解,也就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掌握本领域基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形成的理解。3.权利要求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界定作用,是通过每一个技术特征对专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限定作用体现的。通常情况下,应当以技术特征文义范围限定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只有当某一技术特征不具备实质性技术内容时,才需要对该技术特征文义限定的保护范围进行调整,以保证专利权具有合理的保护范围。前述实质性技术内容是指,为实施专利技术方案所须具备的技术内容,如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4.判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具备实质性技术内容,应当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认知能力为标准,如果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从权利要求所公开的内容(至多再结合说明书中对权利要求中出现的一些技术名词的解释),即能知晓某一技术特征在整个技术方案中是如何实施的,那么该技术特征就应认定为具有实质性技术内容。5.生效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等审查档案中所记载的发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内容,应作为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重要参考。

本案中,双方关于权利要求解释的争议焦点在于:1.关于波动负荷转矩的解释;2.关于波动校正转矩的解释;3.关于J、K两个技术特征的解释,也即对于技术特征J“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技术特征K“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的限定范围应作何种理解。

1.关于波动负荷转矩

莱顿苏州公司认为:在正时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波动负荷转矩是气门弹簧推动凸轮轴所产生的凸轮轴转矩(以下简称气门弹簧扭矩)。盖茨上海公司认为:在涉案专利限定的工况(发动机点火)下,与其他部件连接并协调运转的同步传动装置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因此波动负荷转矩除了受气门开合影响之外,还受曲轴激励、水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便波动负荷转矩仅由气门开合作用而产生,也不能认为仅包括气门弹簧扭矩,还应考虑气门组件惯性力、重力、缸内气体压力、气道内气体压力、挺柱油压作用力等。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关于波动负荷转矩的相关记载(参见涉案专利说明书第1页第3段、第12页第5段的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以及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即“如何更有效地消除或者减少由于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而在负荷组件上产生扭转振动”,可以认定,权利要求1中所指的波动负荷转矩,仅是指由于气门开合作用从而在负荷组件(凸轮轴)上产生的周期性变化的转矩。而曲轴激励、水泵等其它因素所引起的负荷转矩,与气门打开和闭合没有关系,因此,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不包括由曲轴激励、水泵等其它因素引起并作用在凸轮轴上的波动转矩。

根据上述分析,波动负荷转矩是由气门开合引起并最终作用在凸轮轴上的转矩。在气门开合过程中,除了气门弹簧力外,还有很多其他力,正如盖茨上海公司所主张的,气门组件惯性力、气门组件重力、缸内气体压力、气道内气体压力、挺柱油压作用力等,都有作用力通过气门组件作用在凸轮轴上,并产生负荷转矩。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基于对说明书的理解,可以确定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应是指由气门弹簧的作用力产生的负荷转矩,气门组件中的其他因素不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考虑之内。理由如下:

(1)关于缸内气体压力。当气门关闭时,缸内气体压力对凸轮轴无直接作用。而在气门开启过程的绝大部分时间中,缸内的气体压力与大气压力差别不大,通过气门对凸轮轴的作用可忽略不计。需要注意的是,排气门开启及开启后的短暂时间内,缸内的气体压力虽然相对较高,但此时气门弹簧作用力处于最低值,因而对凸轮与气门子系统(包括气门、气门弹簧、液压挺柱等)作用力的峰值及其相位不会有影响。因此,在发动机整个工作周期内,缸内气体压力对于凸轮轴的作用力的影响可以忽略。

(2)关于挺柱油压。在汽车发动机配气机构中,采用液压挺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配气机构预留的气门间隙(为克服因热膨胀而导致的气门关闭不严的问题,必须在配气机构中预留气门间隙),从而减小或者消除配气机构在工作时的冲击和噪音。因此,液压挺柱的工作油压不会很高,该油压不足以克服气门关闭状态的弹簧预紧力(否则会导致气门关闭不严),而气门关闭状态的弹簧预紧力是凸轮轴在开启气门时所需克服的最小弹簧力,两相比较,挺柱油压在凸轮轴上产生的负荷转矩分量应远小于气门弹簧力在气门开合时在凸轮轴上产生的负荷转矩。

(3)关于气道内气体压力、气门组件重力。为保证发动机在压缩和做功冲程中气门处于严密关闭状态,气门弹簧预紧力会被设计得足够大,以避免在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气门被凸轮之外的其他其他因素误开启。因此,就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认知而言,气门弹簧力在凸轮轴上所产生的负荷转矩远大于气道内气体压力、气门组件的重力在凸轮轴上所产生的负荷转矩。

(4)关于气门组件惯性力。从莱顿苏州公司为获得被控侵权产品的波动负荷转矩所做两个试验,即静态法(不包含气门组件的惯性力)和动态法(已经包含了气门组件的惯性力)的测量结果(图4、图5)可以看出,惯性力对于波动负荷转矩的影响是:随着转速提高,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小幅下降(从图4、图5所示的曲线可以估读并计算出,转速从0升至最高的4000转/分钟,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下降了16%左右,而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转速区间2000~3000转/分钟,动态法测量得到的波动负荷转矩幅值比静态法测量到的波动负荷转矩幅值下降了10%左右),但波动负荷转矩的相位并未发生变化。而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及其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使得非圆轮能够产生一个幅值与波动负荷转矩基本相当、相位与波动负荷转矩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使得两者能够抵消,或者使得两者的合力矩减小,即通过“力矩抵消”的技术手段,以消除或者减小同步传动装置的扭转振动。根据上述莱顿苏州公司的试验数据,惯性力对波动负荷转矩所产生的影响仅在于使其幅值发生小幅变化,并不改变其相位。因此,惯性力不会对涉案专利所提出的采用“力矩抵消”以消除或减小同步传动装置的扭转振动这一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换个角度而言,在发动机正常工作转速下,利用涉案专利所提出的“力矩抵消”的技术手段来消除或者减小同步传动装置的扭转振动的过程中,可以忽略气门组件的惯性力对波动负荷转矩产生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发动机正常工作的转速下,缸内燃气压力、挺柱油压、气道内气体压力、气门组件重力及其惯性力等因素,与气门弹簧力相比,给凸轮轴施加的力矩的是非常小的,相应地给凸轮轴的扭转振动以及正时传动系统的振动所造成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还需注意的是,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及其说明书也并未特别提及上述因素对波动负荷转矩所产生的影响,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定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中主要考虑的是由气门弹簧力这一因素所导致的正时系统扭转振动问题,也即专利权利要求中波动负荷转矩可以解释为仅由气门弹簧力所引起。盖茨上海公司虽主张除了气门弹簧力因素之外,其他与气门组件有关的因素亦会对凸轮轴波动负荷转矩产生显著影响,但仅提供了技术专家的分析意见,并未提供其他确切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盖茨上海公司及其专家诉讼辅助人在庭审中提出正时系统中存在的与气门开合动作无关的其它激励源,特别是曲轴激励会对正时传动系统振动产生影响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盖茨上海公司虽强调多激励源的存在会对正时传动系统的振动产生影响,但并未提供除了气门弹簧力之外,其它激励源(如曲轴激励、水泵、惰轮等)也能够对正时系统振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确切实验证据。第二,客观而言,正时系统中的每一部件都会对系统振动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未必一定构成激励源。能够作为正时系统振动激励源的条件是需存在突变或快速变化的作用力,而发动机正时系统中的水泵、惰轮因在工作中不存在突变转矩,故不会构成激励源。而关于曲轴激励是否构成重要激励源的问题,根据一审证据18,即盖茨公司申请的第ZL200780037635.7号发明专利说明书[0057]段的记载:“对于汽油发动机,占有支配地位的循环波动转矩负载通常是凸轮轴的特性”。由此可见,在盖茨公司自己申请的专利中,也认为在影响发动机正时系统振动的因素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而非曲轴激励。因此,曲轴激励相对于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对正时系统的振动不会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莱顿苏州公司主张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解释为由气门弹簧力作用在凸轮轴上所形成的转矩,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2.关于波动校正转矩

莱顿苏州公司认为:涉案专利通过采用非圆轮及将非圆轮设置成特定的角位,可以产生用于抵消或者减小波动负荷转矩的校正转矩。盖茨上海公司认为:根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波动校正转矩产生的本质在于非圆形轮廓的形状不均匀而在长传动构件(正时带)上产生波动的张力,最终在第二转动体(凸轮轴)上产生校正转矩。但是在涉案专利限定的工况(发动机点火)下,正时系统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在皮带紧边,由于存在曲轴转速波动等激励,张力变化非常大而且非常复杂,目前技术条件下难以通过测量的方式判断和验证专利中的波动校正转矩。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关于波动校正转矩从何产生的问题。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同步传动装置采用非圆轮的情况下,长传动构件的紧边和松边必然会形成周期性的伸长或缩短,并由此产生波动的张力,进而产生波动转矩,并在专利要求的“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角位下,该波动转矩的相位刚好与波动负荷转矩的相位相反,产生两者相互抵消的效果,该波动转矩即为波动校正转矩。况且从盖茨上海公司的抗辩理由来看,其也并未否认非圆轮可以产生波动校正转矩。由此,涉案专利所指的波动校正转矩就是由非圆轮产生、并且能够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转矩,并未涉及其他因素,在同步传动装置的其他构件已选定的情况下,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和相位仅与非圆轮轮廓形状和角位相关。

其次,关于波动校正转矩是否因多输入而难以测量和验证的问题。专利侵权诉讼中,在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未被宣告无效之前,应当认定该权利要求是有效的,也即应认定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也即能够在产业上实施并能够实现说明书所记载的积极效果。本案中,盖茨上海公司认为发动机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多种因素,例如曲轴激励会影响到波动校正转矩,并且使得波动校正转矩难以测量和验证。对此本院认为,盖茨上海公司该抗辩理由,以及前述所提到的多因素会影响到波动校正转矩的抗辩理由,本质上是对涉案专利的实用性提出质疑,也即质疑采用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式来解决同步传动装置的扭转振动这一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考虑到涉案专利为发明专利,经过实质性审查才得以授权,在授权后历经了两次无效程序均维持专利权有效,且其同族专利亦在德国经历了一次无效程序,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亦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全部有效,故从专利权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应当认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校正转矩、波动负荷转矩等可以被验证存在并被实际测量,本院对于盖茨上海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校正转矩应解释为:由于采用了非圆轮使得长传动构件的紧边和松边形成周期性的伸长或缩短,由此产生了波动校正转矩,即转矩大小与相位与非圆轮轮廓和角位相关、且能够抵消或者减小波动负荷转矩。

3.关于技术特征J、K的解释

莱顿苏州公司认为:技术特征J、K中(J、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K、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属于位置关系特征;偏心距的大小则属于结构类特征;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以及波动校正转矩则是可以实际测量、可感知的物理量,属于广义的产品结构类特征。因此,技术特征J、K的对权利要求1的限定范围应由该两技术特征本身文义内容所确定,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参数以及具体设置方法。盖茨上海公司认为:权利要求1的J、K技术特征既没有对同步传动系统中各个部件的相互位置关系和连接关系进行限定,也没有对同步传动装置中非圆形轮廓的结构或形状作具体限定,更没有对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的具体数值以及如何设定非圆形轮廓角位和偏心距的具体方法和步骤进行限定,而是通过使用含义不确定的词语(如:相关、减小和基本上抵消)并结合期望获得的效果(即产生一校正转矩以减少或基本上抵消负荷转矩)来限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据此,权利要求1的J、K技术特征为功能性特征,应当结合涉案专利的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的具体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根据涉案专利的说明书及涉案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权人的意见陈述,技术特征J、K的正确解释以及实施方式为:(1)在预先选定的同步传动装置的运转条件下,测定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2)确定非圆轮的形状;(3)根据公式ΔL=T/rk计算所需的传动跨距周期性伸长和缩短的幅值ΔL,并通过查表(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此表格系经验所得的有限数据的组合)的方式确定偏心距;(4)使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即非圆形轮廓的角位设定为使该波动校正转矩的最大幅值与波动负荷转矩的最大幅值相对应(相位相反)。

对此本院认为,关于何为功能性特征,功能性特征应当如何确定其内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J、K不属于功能性特征,应当依据该两个技术特征本身的文义范围确定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理由如下:

首先,技术特征J、K不属于仅仅以功能、效果或者是抽象工作原理来限定专利所要保护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1)从技术特征J来看,其限定了专利要求保护产品中的一个构件的空间位置(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应与专利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物理量(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之间存在关联性,也即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对应性,这正是技术特征K中“力矩抵消”手段得以实现的前提。(2)从技术特征K来看,其限定了一种利用“力矩抵消”的技术手段,具体为:通过前述构件的几何特性(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在另一个构件(第二转动体)产生一个与波动负荷转矩相反的转矩(波动校正转矩),以减少或基本抵消波动负荷转矩。因此,技术特征J、K限定了非圆形轮廓的空间位置与专利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物理量(波动负荷转矩)之间的关联性,并非是仅仅以功能或者效果的方式对权利要求进行限定。

其次,根据与涉案专利有关的确权程序的在先认定,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J、K已经清楚地告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如何实施涉案专利,也就是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基于对技术特征J、K的理解,能够知晓这两个技术特征是如何实施、并且能够解决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关在先认定中与技术特征J、K解释有关的具体内容为:

(1)第15956号无效决定,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的关键点就在于:根据所产生的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及其角位,而不是像现有技术那样设法抵消或减少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来选择所述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具体如何根据该特征来选择转动体的非圆形轮廓及其角位,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据说明书公开的具体方式实施。在给出了要使得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的情况下,除了采用上述说明书中给出的这些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外,还可通过实验或者建模仿真的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参数。

(2)第20785号无效决定,涉案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消除或者减少由于进气阀和排气阀的打开和闭合而在负荷组件上产生扭转振动,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专利将同步传动装置中的一个转动体设置为具有非圆形轮廓,该非圆形轮廓将产生一个波动校正转矩用来抵消或减少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而现有技术中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手段是设法抵消或减小连续循环的传动构件中的张力变化,本专利权利要求1、39、50中已经记载了“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上述技术内容已经给出了解决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在给出了要使得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者减少波动负荷转矩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通过实验或者建模仿真的方法来确定非圆形轮廓的角位和偏心距的参数,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1、39、50中已经记载了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3)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判决书,关于DE60213647号德国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1.5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产生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并且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大小使得所述非圆形轮廓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一个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1.5.1在所述第二转动体上施加的相反的波动校正转矩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技术特征,也即涉案专利的J、K技术特征,裁判意见为“尽管在特征1.5和1.5.1中所列的特征未规定所述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的具体值,也没有规定所述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的特定值。这一点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负荷转矩与相应内燃机型号的结构相关。正是特征1.5和1.5.1告诉了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出现在相应内燃机类型上的波动负荷转矩,来非常明确地规定转动体的角位和转动体的偏心距之值”。

根据上述涉案专利确权程序中的认定内容,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以非圆轮产生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小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式来解决同步传动系统的扭转振动问题。而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权利要求中,尤其是技术特征J、K记载的信息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实施,即:(1)利用非圆形轮廓的几何特性(具有突出部与缩进部)可以产生波动校正转矩并施加到第二转动体上。(2)调整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和非圆形轮廓偏心距,使得波动校正转矩与产生在第二转转动体上的周期性波动负荷转矩部分抵消(减少扭转振动)或者完全抵消(消除扭转振动),至于如何调整非圆轮角位和偏心距,则不限于涉案专利说明书所记载具体实施方式。

综上,根据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技术贡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于权利要求文字含义的理解,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应界定至“采用非圆轮产生校正转矩,并利用该校正转矩抵消或减少波动负荷转矩”这一层面,不应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限缩至非圆形轮廓角位和偏心距的具体数值以及确定具体数值的方法。盖茨上海公司关于技术特征J、K系功能性特征,并应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该功能的具体实施方式确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虽未将技术特征J、K明确认定为功能性特征,而是认定为工作原理类技术特征,并将涉案专利的发明点认定为“从减少或基本上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方式来设定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和角位”,从而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限定为说明书所记载的非圆形轮廓的偏心距和角位的具体设定方式,系未准确把握和理解涉案专利的发明点和专利权利要求文义内容,由此对权利要求的相关技术特征作出了限缩性的解释,不恰当地缩小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二)关于侵权比对

莱顿苏州公司诉讼中明确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0、39、58为其权利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权利要求进行逐一审查。

1.关于权利要求1

双方除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技术特征J、K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有异议外,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要求1中的其他技术特征相同并无异议。

首先,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技术特征J和K相同的技术特征,进行了多次实验,并向法院提交了相关测量报告。其中,《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动态运转状态下的气门转矩测量——奇瑞481FD发动机》分别采用静态法和动态法测量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分别见图4、图5),《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测试报告》和《测量奇瑞发动机非圆形曲轴带轮产生的校正转矩》分别采用计算法和实验法得到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分别见图6、图9)。

其次,上述测量得到的被控侵权产品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轮校正转矩分别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和波动校正转矩。(1)关于凸轮轴负荷转矩。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相关测试报告中所记载的静态法和动态法的实验设置,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测量方法得到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反映的都是气门开合过程中气门弹簧力反作用于凸轮轴而产生的负荷转矩。因为,在非点火状态下的被控侵权发动机的配气机构中,凸轮轴存在负荷波动转矩的主要原因就是气门启闭过程中气门弹簧力作用到凸轮轴而产生的。结合前述本院对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所作的解释,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波动负荷转矩。(2)关于非圆轮校正转矩。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相关测试报告的记载内容,无论是通过计算法还是实验法,所获得的非圆轮校正转矩,都是由非圆轮引起正时皮带的紧边和松边产生周期性的伸长或缩短,并由此产生波动的张力,并进而作用在凸轮轴上的波动转矩,并且根据图6、图9,该非圆轮校正转矩的相位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的相位相反、幅值基本接近,两者相互抵消,结合前述本院对权利要求中波动校正转矩所作的解释,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波动校正转矩。

第三,由于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与凸轮轴带轮之间是同步传动,故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非圆轮校正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校正转矩)的相位(角位)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再结合图6、图9,非圆轮校正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校正转矩)与凸轮轴负荷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负荷转矩)之间存在相位相反的关联关系。因此,被控侵权产品非圆轮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的角位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

综上,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突出部和缩进部的角位与凸轮轴负荷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这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J构成相同特征;被控侵权产品中非圆轮校正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校正转矩)基本上抵消了凸轮轴负荷转矩(对应于涉案专利的波动负荷转矩),这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K构成相同特征。因被控侵权产品具有权利要求1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故根据全面覆盖原则,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

2.关于权利要求30

该权利要求在引用权利要求1~4中的任意一项的基础上,对非圆形轮廓的几何形状、非圆形轮廓转动体的基准方向、非圆形轮廓角位范围作了进一步限定。先考察引用权利要求1的权利要求30,由于被控侵权产品已经落入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故仅需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权利要求30的区别技术特征,即“L、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基准半径,M、每个基准半径都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中心出发,并穿过所述非圆形轮廓的一个突出部的中心,N、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角位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一基准方向相关,O、所述基准方向为一个向量的方向,该向量将所述长传动机构环绕带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所包绕的角区二等分,P、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角位是这样的,当所述旋转负荷组件的波动负荷转矩为其最大值时,基准半径的角位从基准方向算起、在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转动方向取90°~180°范围内”。本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相同的技术特征,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专利技术特征L、M。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第14页的记载“参看图1和图4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椭圆形轮廓19具有两个基准半径20a和20b,共同构成椭圆的长轴。每个基准半径20a和20b从转动体11的中心出发并穿过各突出部22、23的中心”,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0中的“基准半径”是指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中心与非圆形轮廓中心之间的距离。根据《奇瑞引擎阀门扭矩测量与非圆曲轴皮带轮扭矩》和《奇瑞汽车发动机非圆曲轴传动轮振幅与相位(方向)测量》报告,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形轮廓具有两个突出部,分别位于7号和8号齿之间、19号与20号齿之间,因此也对应地存在两个基准半径,都是从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中心出发,穿过非圆形轮廓的突出部的中心。因此,被控侵权产品具有“L、所述非圆形轮廓具有至少两个基准半径,M、每个基准半径都从设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的中心出发,并穿过所述非圆形轮廓的一个突出部的中心”这两个技术特征。

其次,关于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专利技术特征N、O。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皮带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长传动机构,当正时皮带包绕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时,正时皮带的两边便形成一个夹角,存在夹角必然就存在一个角平分线(如图3、图11所示)。根据权利要求30关于“基准方向”的定义:“所述基准方向为一个向量的方向,该向量将所述长传动机构环绕带有所述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所包绕的角区二等分”,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皮带松紧两边所形成的夹角的角平分线即对应于权利要求30的“基准方向”。盖茨上海公司等认为,在发动机点火状态下,转动体不停转动,和皮带之间的包绕关系也在不停变化,切点的位置也处于不停变化中,相应的二等分方向也处于不停变化中,在实践中无法根据动态变化的基准方向寻找所谓的90°~180°方向,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法通过涉案专利的说明实现角位的确定。本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正时皮带包绕非圆轮所形成的角度主要是由正时系统中的非圆轮、与非圆轮相邻的两个带轮的位置、以及非圆轮与该两带轮直径所决定的,虽然被控侵权产品由于采用非圆轮、且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角振动,会对正时皮带与非圆轮的啮合点(切点)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该影响对正时皮带包绕非圆轮所形成角度的二等分方向的影响非常小,被控侵权产品运转工作时,该方向基本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以以上述正时皮带包绕非圆轮所形成角度的二等分方向为基准确定非圆轮轮廓在工作时所处的角度位置,也即非圆轮轮廓的角位与该“基准方向”相关。因此,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专利技术特征N、O。此外,根据图3,当被控侵权产品处于参考位置时,非圆轮的0号齿位于正时皮带紧边与非圆轮刚开始啮合处,也即0号齿刚好位于正时皮带与非圆轮的切点位置,由于被控侵权产品正时皮带的包绕角非常小(紧边与松边接近平行),故根据几何学基本原理,0号齿齿顶中心(切点位置)和非圆轮旋转中心的连线与“基准方向”基本垂直,也即0号齿位置处的角位基本为90°。

第三,根据图4、图11可知,当凸轮轴负荷转矩达到最大值时(凸轮轴带轮从参考位置开始顺时针方向旋转9个齿时达到最大值),非圆轮的9号齿也从参考位置(图3所示)顺时针旋转到0号齿的位置(即正时皮带紧边与非圆轮开始啮合处,也就是正时皮带紧边与非圆轮的切点处,此时9号齿的角位基本为90°),相应地,非圆轮长轴的位置(7号和8号齿之间的突出部与非圆轮中心的连线,也即对应于权利要求30的“基准半径”)也旋转了9个齿的角度,到达图11中粗黑线所标出的位置。由于非圆轮长轴的角位比9号齿的角位大1个半齿左右,换算成角度就是360°÷24×1.5=22.5°左右(非圆轮共有24个齿),因此,当凸轮轴负荷转矩达到最大值时,从基准方向算起,非圆轮长轴(对应于权利要求30的“基准半径”)的角位为90°+22.5°=112.5°左右,处于90°~180°的范围内,因此被控侵权产品具有技术特征P。

综上,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与引用权利要求1的权利要求30所有相同的技术特征,落入权利要求30的保护范围。至于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还落入引用权利要求2/3/4的权利要求30的保护范围,已无进一步比对的实际意义,本院不再予以评判。

3.关于权利要求39

首先,根据权利要求39的主题名称,该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运转同步传动装置的方法,因此,与之相比较的被控侵权对象,也应是一种装置的运转方法。其次,虽然莱顿苏州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直接证明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等直接实施了权利要求39所要求保护的方法,但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检测报告以及本院在权利要求1、权利要求30侵权比对中的相关认定,只要被控侵权产品运转起来,必然具有权利要求39的各项技术特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被控侵权产品包括一个正时皮带,具有若干个啮合段(相当于技术特征B1);被控侵权产品有若干转动体,包括一个非圆轮和一个凸轮轴带轮,非圆轮具有若干和正时皮带相啮合的齿,凸轮轴带轮具有若干和正时皮带相啮合的齿(相当于技术特征C1);凸轮轴与凸轮轴带轮相连接(相当于技术特征D1);非圆轮的轮廓具有两个突出部和缩进部,且交替排列(相当于技术特征H1);凸轮轴在受到正时皮带的驱动时,会产生一个周期性波动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相当于技术特征I1);非圆轮的突出部和缩进部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的角位相关(相当于技术特征J1);在被控侵权产品运转过程中,正时皮带与非圆轮和凸轮轴带轮相啮合(相当于技术特征E1);非圆轮驱动正时皮带(相当于技术技术特征F1);凸轮轴带轮由正时皮带驱动(相当于技术特征G1);由非圆轮在凸轮轴带轮上产生一个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相反的非圆轮校正转矩,减小或者基本上抵消凸轮轴负荷转矩(相当于K1)。而作为被控侵权产品制造者的盖茨上海公司、购买被控侵权产品并将其安装在自己生产的发动机上的奇瑞公司,必然会在研发、调试过程中运行被控侵权产品,而一旦运行被控侵权产品,则被控侵权产品的运行步骤方法必然会落入权利要求39的保护范围。

4.关于权利要求58

权利要求58由技术特征A2~P2组成,其中,技术特征A2~K2与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A~K相同,技术特征L2~P2与专利权利要求30中的技术特征L~P相同。因被控侵权产品分别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和30的保护范围,因此被控侵权产品具有技术特征A~P,又由于技术特征A2~P2与A~P相同,故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专利权利要求58的保护范围。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1.关于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相关测试报告的真实性

盖茨上海公司以多种理由否定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相关测试报告的真实性,但本院基于以下事实,认定莱顿苏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所提交的相关测试报告能够反映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可以作为查明技术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

首先,涉案技术事实专业性较强,一审法院曾先后两次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均被以没有能力开展鉴定为由退回鉴定,在此情况下,莱顿苏州公司为完成证明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举证责任,自行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相关实验和测量,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其次,关于盖茨上海公司质疑苏州莱顿公司相关测试报告的主要理由是实验和计算过于简化,不能反映被控侵权产品正常工作时真实状况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全面覆盖原则,专利侵权技术比对应按照如下过程进行:首先将专利权利要求划分成一系列的技术特征作为比对对象,然后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分解出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相对应的技术特征,最后一一比较两者的技术特征是否构成相同或者等同。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了与专利权利要求所有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则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缺少或者至少有一个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相应技术特征不相同或者不等同,则不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至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还包含了专利权利要求没有的技术特征,则并不影响专利侵权的认定。本案中,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所进行的相关实验测试以及计算,是在符合上述专利侵权技术比对规则的前提下,所作的必要简化,且相关简化并不影响侵权比对结果。具体为:

(1)根据前述对于波动负荷转矩的解释,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应是指由气门弹簧的作用力产生的负荷转矩,气门组件中的其他因素不在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考虑之内。从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一样的技术特征所采用的两种测量方法(静态法和动态法)来看,虽有所简化(例如在静态下测量凸轮轴负荷转矩、用电机拖动发动机曲轴旋转的方式模拟点火状态等),但并不会对气门弹簧力作用在凸轮轴上所形成的波动负荷转矩测量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两种方法的测量对象,即被控侵权产品凸轮轴负荷转矩,与权利要求中的波动负荷转矩是完全对应的技术特征,即都是主要反映气门弹簧力作用于凸轮轴而形成的负荷转矩,因此静态法和动态法中的相关简化不会对波动负荷转矩这一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产生影响。

(2)根据前述对于波动校正转矩的解释,权利要求中的波动校正转矩就是由非圆轮产生、并且能够抵消波动负荷转矩的转矩,并未涉及其他因素,在同步传动装置的其他构件已选定的情况下,波动负荷转矩的幅值和相位仅与非圆轮轮廓形状和角位相关。从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具有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波动校正转矩一样的技术特征所采用的两种方法(计算法和实验法)来看,虽有所简化(例如在采用计算法计算波动校正转矩中采用了计算机模拟方式获得皮带的变形量、在实验法中采用伺服电机模拟凸轮轴负荷转矩、采用电机拖动曲轴转动时未考虑曲轴激励等),但作上述简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排除其他因素,仅将被控侵权产品中“由非圆轮在皮带松紧两边形成周期性的伸长或缩短所产生的、并作用在被控侵权产品凸轮轴上的校正转矩”从被控侵权产品的众多技术特性参数中分解出来,且从计算法和实验法的计算过程和实验设计来看,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均反映了被控侵权产品由于存在着非圆轮轮廓及其角位的特定设置,从而产生并作用到凸轮轴的转矩,这与权利要求中的波动校正转矩这一技术特征完全相对应。因此计算法和实验法中的相应简化,是为了进行专利侵权比对而作的必要简化,该简化并不会对侵权比对结果产生影响。

第三,关于盖茨上海公司提出的同一对象(凸轮轴负荷转矩、非圆轮校正转矩)在采用不同方法(凸轮轴负荷转矩采用了静态法和动态法,非圆轮校正转矩采用了计算法和实验法)时所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测量或者计算所得结果不足以采信的问题。本院认为,客观上,采用不同方法所得到的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轮校正转矩的测量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一方面,不同测量方法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给测量结果带来一定的影响,测量结果因方法而存在差异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测量实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比较图4、图5各图,两种方法得到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的相位均是一样的,仅是幅值存在差异(根据图4,采用静态法测量到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的幅值约为21Nm,根据图5,采用动态法测量的到的凸轮轴负荷转矩的幅值随转速变化约在17~19Nm之间);比较图6、图7,采用两种方法得到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相位均是一样的,也仅在幅值上存在差异(根据图6,采用计算法得到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幅值约为17Nm,根据图7,采用实验法得到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幅值约为15Nm),综合比较图4、图5、图6、图7,可见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校正转矩的相位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相反,幅值略小于凸轮轴负荷转矩,这使得非圆轮校正转矩能够抵消部分凸轮轴负荷转矩,使得作用在被控侵权产品上的总的波动力矩减少,这正与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K相同(这是因为,涉案专利技术特征K并未对波动负荷转矩和波动校正转矩幅值的具体数值作出定量限定,而仅是采用定性方式限定了两者之间要实现力矩抵消或者使得总力矩减少)。因此,由于不同方法造成上述计算和测量结果的差异,不足以否定被控侵权产品的凸轮轴负荷转矩和非圆轮校正转矩已产生了力矩抵消效果的定性判断结论,盖茨上海公司所提到的不同方法的结果存在差异的问题虽然客观上存在,但并不会影响到本案侵权判定结果。

最后,虽然上述测量和实验系莱顿苏州公司单方进行,并没有对方或者公证机构监督测量和实验过程,但在其提交的测量报告中以文字、表格数据、曲线图、照片、视频等方式详细记录了测量方案、过程以及结果,上述测量和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对于上述具有可重复性的测量和实验,盖茨上海公司仅是提出口头质疑,并未提交能够支持其主张的实验数据,而且,法庭专家辅助人亦认可相关测试的实验设计、原理的科学性。综合以上因素,盖茨上海公司否认涉案测量和实验报告真实性的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2.关于盖茨上海公司提出的被控侵权产品技术方案系其另行研发的抗辩理由

本案中,盖茨上海公司主张其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有限次正交实验方式获得了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并不是以“波动校正转矩抵消或者基本减小波动负荷转矩”为出发点和目标,而是在综合考虑多种激励源的基础上,基于对进气凸轮轴的角振动、排气凸轮轴的角振动、张紧轮摆辐、皮带抖动以及惰轮径向力这些基准物理量设计而成,旨在解决系统综合振动、而并非涉案专利所特指的气门扭矩造成的振动,其所采用的路径、方法、考虑的参数以及所达到的技术效果都与本案专利完全不同,故不构成专利侵权。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专利权是一项排他性权利,在专利保护期限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该专利。同时,专利法对专利的排他性权利也作了一定限制,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例如权利用尽、先用权抗辩、现有技术抗辩等。本案中盖茨上海公司所提出的关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方案系其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自行研发而得、不构成专利侵权的抗辩,不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不构成或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法定抗辩事由,且盖茨上海公司研发被控侵权产品技术方案的时间始于2007年,晚于涉案专利申请日2002年,亦无法适用先用权抗辩。

其次,专利权人就某项技术享有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权利,是以其向社会公众公开其发明内容为对价的。而这种排他性权利的范围,即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以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的各项权要求的内容为准。也即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只要具备了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所有技术特征,就落入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至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通过什么研究方法获得,则并不影响专利侵权的认定,这正是“以公开换保护”这一专利制度核心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区别所在。本案中,尽管盖茨上海公司陈述的关于如何获得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方法具有科学性依据,且从其提交的相关资料也证明了该方法具备可行性,但由于其通过正交实验方式所获得的最终技术方案客观上已落入在先公开并获得授权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通过前述侵权比对可知,被控侵权产品具备了与权利要求1、30、39和58相同的所有技术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其以获得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研究方法不同为由,主张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的问题

三被上诉人分别以公开号为DE19520508A1、公开日为1996年12月5日的德国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现有技术1),公开号为JP特开平10-266868A、公开日为1998年10月6日的日本公开特许公报(现有技术2),公开号为JP昭63-88368、公开日为1988年4月19日的日本专利公报(现有技术3)、公开号为JP平1-95538、公开日为1989年6月23日的日本实用新型公报(现有技术4)以及1996年出版的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工作进展报告中的论文“非均匀性传输带传动机构”(现有技术5)主张现有设计抗辩,其中,现有技术1、2、4均曾作为对比文件在涉案专利的无效程序中使用过。三被上诉人认为,被控侵权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非圆轮技术已经为上述现有技术文献所公开,故无论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都不构成专利侵权。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技术文献公开日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可以作为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证据,但不足以支持其现有技术抗辩成立的主张,理由分述如下:

(一)关于现有技术1

该现有技术已经公开了被控侵权产品中与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A~I相对应且相同的技术特征,但是根据现有技术1说明书第[002]~[004]、[006]、[007]段的记载,现有技术1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少正时系统的扭振,以消除振动噪音,其手段是通过非圆轮产生不均匀性从而使得正时系统失谐,且明确指出其采用的是不同于其他的通过消除振动能量的方式来减少正时系统的扭振。而从被控侵权产品的实验测试结果来看,被控侵权产品非圆轮校正转矩的相位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的相位相反、幅值基本接近,两者相互抵消,也就是被控侵权产品消除正时系统振动所采用的是力矩抵消的技术手段(对应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J、K),也即直接从消除振动激励源和振动能量的角度去解决正时系统的振动问题,这种消除正时系统振动的方式是现有技术1没有公开的。上述区别点从涉案专利说明书技术背景部分对现有技术1的介绍和德国联邦专利法院针对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作出的无效诉讼判决也能得到印证。因此,现有技术1并未公开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

(二)关于现有技术2

从现有技术2所公开的内容来看,其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降低正时皮带在正时系统工作过程中所存在的张力波动,其提出的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关键技术手段是在正时皮带的张紧侧,设置施加与正时皮带的圆周方向的周期性张力波动相位相反的张力的椭圆形轮,从而抵消正时皮带的张力波动。并且,现有技术2说明书第[0010]、[0012]段特别强调,椭圆形轮不能安装在曲轴上,因为这样的话,张力波动不仅施加给张紧侧,也同时施加给松缓侧,结果,给自动张紧器(或张紧器)带来因张力波动而产生的振动等不良影响。比较而言,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安装在曲轴上,这不仅不是现有技术2所公开的技术手段,并且是该专利明确指出应当避免的技术手段。因此,仅从非圆轮安装的位置来讲,现有技术2所公开的内容与被控侵权产品实际结构是不一样的,且是给出了相反的技术教导。

(三)关于现有技术3

现有技术3虽然也公开了被控侵权产品在曲轴上安装非正圆轮的技术特征,但根据该专利说明书所记载,该专利的发明目的和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由曲轴的不等速旋转(非周期性旋转)引起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的不等速旋转,并进而导致由齿隙等原因产生的撞击噪声与振动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手段是:在曲轴上安装非圆形轮驱动轮,通过相应的设置(非圆形轮廓的形状、初始位置),使得非圆形驱动轮外缘形状恰好与曲轴的非周期性旋转匹配,达到非圆形轮能够等速驱动正时系统,从而使得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也能等速旋转,避免了齿隙撞击,从而减少噪声和振动。由此可见,现有技术3虽然也公开了在发动机正时系统中,采用具有非圆形轮廓并且安装在曲轴的驱动轮这一技术方案,但其针对的仅是由曲轴的非周期性旋转导致的正时系统的振动和噪音问题,根据说明书及实施例的记载内容,该非圆形驱动轮的安装角位与非圆形轮廓形状的设置,取决于曲轴的非周期性旋转特性。当曲轴的转速降低时,非圆形驱动轮的突出部刚好与正时皮带的紧边相接触,这样就会使得非圆形驱动轮与正时皮带紧边相接触部位处的旋转半径变大,由此可以补偿由于曲轴转速降低引起的正时皮带紧边线速度的降低,也即通过非圆形驱动轮的设置,可以使正时皮带的线速度不受曲轴转速波动的影响,从而使得被驱动的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能够保持匀速转动,避免了由于不等速旋转和齿隙的存在所导致的撞击和振动问题。

而根据前述侵权比对部分的内容,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的设置方式与现有技术3所公开的设置方式并不相同。被控侵权产品虽也在曲轴上设置了非圆形驱动轮,但设置非圆形驱动轮的目的并非用于补偿曲轴转速波动、保持凸轮轴和油泵驱动轴匀速转动,而是产生非圆轮校正转矩,抵消凸轮轴上的波动负荷转矩,从而消除正时系统的振动源。因此,现有技术3所公开的非圆轮技术方案与被控侵权产品的非圆轮技术方案存在实质性差异。

(四)关于现有技术4

根据现有技术4权利要求、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以及专利复审委在第15956号无效决定中的认定,现有技术4虽然公开了在发动机曲轴上设置椭圆形驱动轮,但设置该椭圆形驱动轮的目的是降低正时皮带在工作时的张力波动(同现有技术2),故现有技术4仅仅是披露了通过提供一个反向的张力波动来抵消或减少皮带中由于所述周期性旋转波动而导致的张力波动,因此,现有技术4所公开的张力波动抵消方式与被控侵权产品力矩抵消的技术手段是不同的。根据第15956号无效决定,通过力矩抵消的方式也使得皮带的张力波动减小,但是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者减小张力波动的方式是等同的,因此现有技术4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与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关于现有技术5

三上诉人认为现有技术5公开的内容,即将非圆轮用于正时系统减振属于公知常识,而被控侵权产品就是根据现有技术的教导,将非圆轮引入到发动机的正时系统中,用于系统减振降噪,故不够成专利侵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现有技术5提到了对于具有剧烈波动扭矩的传动机构,非均匀性机构可以消除该波动驱动转矩,被控侵权产品与之相比,虽然也属于具有剧烈波动扭矩的传动机构,但波动扭矩的来源是凸轮轴波动负荷转矩,并非来源于曲轴驱动转矩,被控侵权产品的驱动转矩,即来源于曲轴的驱动转矩在正时系统正常工作时,与凸轮轴负荷转矩相比波动非常小。由此可见,被控侵权产品的工况与现有技术5所研究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其次,现有技术5的研究内容和目标是确定一种具有足够精准性的带轮构型计算方法,并未明确提出利用非圆轮产生校正转矩,并通过配置非圆轮的角位,使得校正转矩正好能够抵消或减小导致传动系统振动的波动负荷转矩,也就是说,现有证据5并没有公开被控侵权产品中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技术特征J、K。

综上,上述现有技术均未完整披露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全部技术特征,或者是与上述技术特征所构成的技术方案相比存在实质性差异或者给出相反的技术教导,因此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三、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的承担

(一)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各自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本案中,因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且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所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故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相关被诉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具体而言:

1.根据盖茨上海公司自认以及奇瑞公司的陈述,盖茨上海公司向奇瑞公司提供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以及产品的主要零部件(非圆轮、惰轮以及张紧轮),奇瑞公司在盖茨上海公司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指导下,将非圆轮、惰轮、张紧轮、正时皮带等组装在一起,构成正时传动系统,该正时传动系统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奇瑞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专利法所规制的制造侵害专利权产品的行为;上述侵害涉案专利权的正时传动系统为SQR481发动机的零部件,奇瑞公司将SQR481发动机安装于整车上并对外销售,上述行为属于专利法所规制的使用和销售侵害专利权产品的行为。盖茨上海公司虽未完整实施专利法所规制的制造、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但其向奇瑞公司提供了完整的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和主要零部件,而且,从盖茨上海公司及其母公司盖茨公司曾数次在中国和欧洲提起针对涉案专利及同族专利无效程序的事实来看,盖茨上海公司对其向奇瑞公司提供的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包含有侵害涉案专利技术的事实是明知的,故盖茨上海公司为奇瑞公司上述制造、销售侵权产品的专利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构成帮助侵权。

关于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SQR484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是否构成侵权的主张。虽然莱顿苏州公司并未提供能够直接证明SQR484型号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相关检测数据,但考虑到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并未否认SQR484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亦采用了来源于盖茨上海公司的非圆轮技术,且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并未就SQR484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采用的非圆轮技术不同于SQR481发动机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奇瑞公司制造的SQR484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关于民事责任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由于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的被诉行为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莱顿苏州公司所获得的授权许可期限已经到期,莱顿苏州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明确放弃本案中要求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仅要求盖茨上海公司与奇瑞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莱顿苏州公司上述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行为系对其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不增加相对方当事人的负担,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予以准许。盖茨上海公司为奇瑞公司制造、销售侵权产品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侵权技术方案以及主要零部件,构成帮助侵权,故盖茨上海公司与奇瑞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中,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来计算赔偿数额,具体公式为“赔偿数额=侵权产品销售总量×产品单价×利润率”,本院将根据查明事实逐一确定对上述公式中各项参数的具体数值,并考虑专利的技术贡献度,最终确定赔偿数额。

1.关于侵权产品数量

莱顿苏州公司在本案中通过两种计算方法分别得出了2010年4月~2012年10月期间侵权产品的销量为279104套(包括SQR481、SQR484两种型号的发动机正时传统系统)和332892套(仅针对SQR481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而盖茨上海公司根据本院要求提供的内部资料显示,2010年4月~2012年10月期间,其向奇瑞公司供销了265159只非圆轮,由于每一套侵权产品上配套使用一个非圆轮,因此,莱顿苏州公司认为从盖茨上海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来看,侵权产品至少生产了265159套。针对上述三组不同的数据,本院认为,(1)莱顿苏州公司的两种计算方法都包含一定的假设和估算因素。例如:在第一种计算方法中,2011年、2012年1月~10月的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均是根据2010年的数据进行的估算,这种估算方式的假设前提是安装有SQR481、SQR484型号发动机产量占奇瑞公司生产的各类型汽油发动机的总体比例每年都不发生变化,该假设前提与客观状况是否相符有待论证;第二种计算方式中,莱顿苏州公司主张奇瑞公司生产的A3两厢、A3三厢、瑞虎、东方之子、旗云5、E51.8L等车型上均使用了SQR481型号的发动机亦是推算;(2)虽然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两个数据都存在假设和估算因素,而盖茨上海公司提交的非圆轮销售数据也不能直接反映出侵权产品的产销数量,但考虑到上述三个数据之间差异并非很大,如果通过审计精确地统计2010年4月~2012年10月期间侵权产品的数量,则需支出高昂的审计费用;(3)除了本案侵权技术方案之外,盖茨上海公司并未提供给奇瑞公司关于在发动机正时系统中运用非圆轮技术的其他备选技术方案;(4)盖茨上海公司将整个查询、统计非圆轮销量的过程用公证方式予以固定,虽然属于单方提交的证据,但数据真实可信,对侵权人根据法院的要求如实提供相关证据的行为应予充分肯定;(5)莱顿苏州公司也基本认可将盖茨上海公司销售给奇瑞公司非圆轮数量作为侵权产品的销售数量。基于以上因素,本院以盖茨上海公司提交的2010年4月~2012年10月期间其向奇瑞公司供销的非圆轮数量265159作为在该段时间内的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数量。

2.关于侵权产品的单价

莱顿苏州公司根据淘宝网“上海主流汽配”商铺销售的“盖茨皮带正时维修套装奇瑞A51.6L/1.8L/2.0L奇瑞A31.6L/1.8L/2.0L正时皮带维修套装正时皮带77173*25.4+正时张紧轮GTS1025+惰轮GTS5004+惰轮GTS5005”确定侵权产品的销售单价为490元。盖茨上海公司认为,(1)“盖茨皮带正时维修套装”中的“正时皮带、惰轮、张紧轮”并未包含涉案专利的发明点,均属于现有技术,故不应将属于现有技术的产品价格计入侵权产品的价格,并据此计算侵权赔偿额,而且莱顿苏州公司所举证的正时维修套装中的“张紧轮、惰轮”并不在专利权利要求中,SQR481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中的正时皮带并非其提供;(2)涉案专利的创新部分仅与非圆轮有关,盖茨上海公司向扬州保来得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非圆轮的单价为26.53元(不含税),其向奇瑞公司销售非圆轮的单价为28元(不含税),差价仅为1.47元,因此,即便构成侵权,也仅能以该差价作为侵权获利的计算依据;(3)侵权产品的单价来源于一份淘宝网页,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因此不能体现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没有参考价值,不能作为计算依据。对此本院认为: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额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发明的主题名称以及权利要求的内容,是准确界定侵权产品的依据;第二,与发明主题名称相对应的侵权产品的单价是赔偿额计算的基础,不能仅以体现发明点的部分技术特征所对应的零部件单价为基础,除非当发明主题名称过于宽泛,也即专利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改进部分仅在于局部,体现发明点的技术特征之间相互配合或者单独发挥作用即实现专利的发明目的时,才需考虑是否应对侵权产品的单价予以调整,也即考虑技术贡献度问题;第三,侵权人因侵害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应当全部纳入到赔偿额的范围,除非侵权人举证证明其获得的利益中,还包含由商业秘密、商标等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

本案中,首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30、39、58的主题名称相对应,本案中侵权产品是发动机上所安装的正时传动系统,侵权产品中的零部件与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对应关系为:侵权产品中的正时皮带对应于专利中的长传动构件;侵权产品中的惰轮、张紧轮对应于专利中的若干转动体;侵权产品中的非圆轮对应于专利中的具有非圆形轮廓的转动体;侵权产品中的凸轮轴对应于涉案专利中的旋转负荷组件。由此可见,在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盖茨皮带正时维修套装”的价格中,仅是包含侵权产品的部分零部件,而非完整的侵权产品的价格(如非圆轮、凸轮轴的价格并不包含在“盖茨皮带正时维修套装”之内),莱顿苏州公司以侵权产品部分零部件的单价作为赔偿计算依据,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并不损害他人利益,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涉案专利的发明点在于通过非圆轮产生波动校正转矩,减小或抵消由旋转负荷组件产生的波动负荷转矩,从而减少或消除同步传动装置的振动和噪音。由此可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发动机正时传动系统中的非圆轮并非独立工作就能够发挥减振降噪的功效,而是需要与正时传动系统中其他所有零部件共同工作,才能实现专利所要实现的技术效果,因此本案中不存在发明主题名称相对于体现发明点的技术特征过于宽泛的问题。而且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还有其他权利对实现侵权产品的价值具有重要贡献。再结合盖茨公司及盖茨上海公司曾针对涉案专利两次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事实,特别是在未发生侵权诉讼的德国,盖茨公司亦提起了针对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的无效诉讼,说明涉案专利是汽车正时传动系统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具有非常高的市场价值。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涉案专利对于本案侵权产品的技术贡献度为100%。因此本案应当以侵权产品整体的价格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依据,对于盖茨上海公司提出的仅能以非圆轮差价作为侵权获利计算依据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盖茨上海公司是否仅在其向奇瑞公司提供的非圆轮获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奇瑞公司制造、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为制造、销售侵权产品整体所获利益,盖茨上海公司应当就其向奇瑞公司提供了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及关键零部件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盖茨上海公司提出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仅限于非圆轮差价部分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在二审中莱顿苏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打开“盖茨皮带京东自营旗舰店”,显示“盖茨K0277173正时皮带套装4件套适用于奇瑞A3/A5瑞虎52.0瑞麒G62.0T,价格498元/套”,证明不同销售平台、销售主体所显示的侵权产品销售单价基本一致,故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产品单价属于正常的市场销售价格。

综上,本院确定本案侵权产品的销售单价为490元/套。

3.关于侵权产品的利润率

本案中,莱顿苏州公司主张以第三方机构AlixPartners公司调研报告作为确定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率。根据《AlixPartners2010年中国汽车展望调研报告》,2010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平均利润率约为10%。盖茨上海公司认为该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无法核实,并且该报告描述的是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利润率,包含了车载电控产品等利润率较高的产品,不能体现本案侵权产品的利润率,该报告本身的内容也显示不同年度利润率变化较大,利润率10%这个数字是一个最高值,并不是行业平均利润率,莱顿苏州公司以最高值作为计算标准显然不合理。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侵权产品利润率数据来源于第三方中立机构出具的调研报告,该机构为一家国际知名的专业咨询公司,盖茨上海公司如质疑上述调研报告的真实性,可以方便地与该机构取得联系并核实该调研报告的真实性,而盖茨上海公司仅是口头简单质疑该调研报告真实性,并未提供相应反证,故本院对于盖茨上海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其次,根据该调研报告,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10%的利润率是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营业利润率,而2009年度前三季度的营业利润率分别为1%、8%、9%,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营业利润率的在一年之内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故本院以莱顿苏州公司提交证据中所记载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2009年四个季度营业利润率的平均值作为侵权产品的利润率,即侵权产品的利润率=(1%+8%+9%+10%)÷4=7%。本院之所以仅以2009年四个季度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作为确定侵权产品的利润率,而未将调研报告中出现的2007年、2008年的营业利润率数据(2007年为5%、2008年为1%)纳入到侵权产品利润率的计算中,是因为:(1)2009年最接近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侵权赔偿期间(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故2009年的数据最能够反映出侵权赔偿期间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营业利润率的实际情况;(2)从2007年、2008年以及2009年四个季度的营业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营业利润率在2007年、2008年是下跌趋势,在2009年第1季度跌至谷底1%,但在2009年第2季度迅速回升达到8%,到2009年第4季度达到10%,仍保持上升趋势,如果把2007年、2008年的数据纳入到侵权产品利润率的计算中,则会使得计算结果因未考虑变化趋势而较大程度地偏离侵权赔偿期间内的实际营业利润率,有损专利权人应取得的合法利益。

综上,本院根据莱顿苏州公司所提交的AlixPartners公司调研报告,确定侵权产品的利润率为7%。

4.关于合理支出

本案中莱顿苏州公司所主张的合理支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一、二审的律师费合计150万元;二是公证取证费用,包括购买侵权产品的费用和公证费合计49080元。

关于莱顿苏州公司一、二审所支出律师费,盖茨上海公司认为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律师费金额过高,且无法核实确为本案而发生。对此本院认为,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其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的银行汇款凭证、增值税发票的原件,委托代理合同上清楚地记载了委托代理事项即为本案诉讼提供法律服务,银行汇款凭证以及增值税发票上所记载的数额与委托代理合同上所记载的金额完全一致,汇款发生时间、笔数、开票时间也与委托代理合同上所记载的付款方式、条件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定莱顿苏州公司为本案一、二审所支出的律师费用确为150万元。关于莱顿苏州公司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用是否过高,本院认为,本案系专利侵权诉讼,对从事此类诉讼的代理人及诉讼团队的专业方向具有特殊的要求。并且,本案涉及的技术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非常复杂,属于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代理难度和工作量较大。一、二审法院为查明本案事实,听取各方诉辩意见,共组织双方质证、谈话以及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共计27次,形成各类笔录479页。此外,莱顿苏州公司和盖茨上海公司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二审诉讼中各自提交了数千页的证据材料、书面质证意见和代理意见,一审诉讼中的有效案件材料装订成册达21册。因此,依据莱顿苏州公司提交的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并综合案件性质、难度、代理工作量等因素,本院认定莱顿苏州公司主张的150万元律师费属于合理支出,予以全额支持。

关于购买侵权产品以及公证取证费用,因有相应发票、公证书等佐证,且考虑到莱顿苏州公司为证明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相关实验费用均未主张,故本院对其主张的49080元购买侵权产品以及公证取证费用亦予以支持。

根据上述侵权产品的数量、单价、利润率以及莱顿苏州公司为本案诉讼所支出合理费用,并根据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应连带赔偿莱顿苏州公司经济损失265159×490×7%=9094953.7元,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1549080元,共计10644033.7元。

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莱顿苏州公司于2018年6月7日以新世纪公司在二审诉讼中已注销为由,向本院提交撤回对新世纪公司起诉的申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莱顿苏州公司对新世纪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停止销售侵权产品,而新世纪公司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已被注销,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销售侵权产品。其次,新世纪公司在本案中为侵权产品的销售者,其销售的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其不存在需要与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此莱顿苏州公司撤回对新世纪公司的起诉,并不会加重盖茨上海公司和奇瑞公司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第三,本案是由于新世纪公司在二审过程中被注销,莱顿苏州公司为加快案件审理进程而依法撤回对新世纪公司的起诉,而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确认莱顿苏州公司撤回对新世纪公司起诉的行为不属于权利人故意制造管辖连接点后再撤回起诉的滥用诉权的情形,且对莱顿苏州公司撤回对新世纪公司起诉后由本院继续审理本案并无异议。因此,莱顿苏州公司申请撤回对新世纪公司的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应予准许。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以及关于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认定有所不当,进而导致判决结果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苏中知民初字第0106号民事判决;

二、准许莱顿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撤回对苏州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

三、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莱顿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经济损失9094953.7元,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549080元,共计10644033.7元;

四、驳回莱顿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0222元,证据保全费2000元,合计242222元,由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共同负担150000元,莱顿苏州公司负担922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965元,由盖茨上海公司、奇瑞公司共同负担80000元,莱顿苏州公司负担48965元。

如果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健

审 判 员  袁 滔

代理审判员  张晓阳

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馨

 

 

江苏省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316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民终13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省精细化工基地。

法定代表人汪玉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应国,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吴政隆,江苏省省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向阳,江苏中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锋,江苏省司法厅工作人员。

上诉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海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胡应国,被上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向阳、张世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德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三、判令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负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

本案污染事件发生在2014年,2015年12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试点方案》)不具备溯及力,江苏省人民政府无权依照该文件对2014年发生的污染事件提起诉讼。《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在提起诉讼前先进行磋商,江苏省人民政府未经磋商就提起诉讼不当。

二、一审审判程序不合法

(一)原审法院的法律释明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二)原审法院允许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一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三)江苏省人民政府当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后,原审法院未依照海德公司所提申请重新给予海德公司答辩期和举证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七条之规定。

(四)原审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孙新山、丁卫东等人系废碱液的直接倾倒者,与海德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案涉污染事件的同一时期,江苏施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美康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相同区域也有非法排污行为,也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五)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所作的《靖江市饮用水源地污染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程序合法性、内容真实性、鉴定方法的规范性均存在问题,原审法院驳回海德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三、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认定错误

(一)《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是评估程序不合法,本案系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依照《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2013】环发85号)之规定,应当由省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评估,且应当在污染事件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评估,靖江市环境保护局和靖江市人民检察院不具备委托评估的资格,且评估报告也未在60日内作出;二是评估机构缺乏评估资质,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不具备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资质;三是《评估报告》形式不合法,评估报告没有鉴定人签字,没有鉴定机构加盖印章,违反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的编制要求》C.6和《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第七条第(九)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四是《评估报告》依据不充分,作出报告所依据的监测报告、现场勘验监测方案、现场勘察监测报告等支撑材料没有作为附件提供给当事人及人民法院,鉴定报告核心证据缺失;五是评估依据选择错误,《评估报告》对基线的选择、损害的认定、恢复的目标、恢复方案的筛选、评估的类型选择都存在错误;六是评估方法错误,应当依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不当;七是《评估报告》采用与5月9日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类比的方法确定5月1日污染事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八是对《评估报告》的质证程序不合法,海德公司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后,原审法院未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二)应急处置费用的计算错误。不存在实际监测设备损坏,不应计算监测设备折旧费用;评估机构计取的物资材料费用与启动备用水源无关,不应计取;对人员费用的计取超过规范规定的计取费用标准,计取餐费、住宿费、燃料费等均无事实依据。

(三)应当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采用类比的方式计算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缺乏法律和规范依据。

四、原审判决对服务功能损失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污染发生到污染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不足1年,没有必要进行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着服务功能损失,对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没有依据。

五、要求海德公司承担事务性费用缺乏事实依据

《评估报告》载明,靖江市长江饮用水源地污染事件环境损害为1786.26万元,已经包含了26万元的评估费用。原审法院判令海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后,再将评估费用作为事务性费用判令海德公司承担,系要求海德公司重复赔偿。

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均未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作为裁判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

江苏省人民政府答辩称,海德公司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事实和理由:

一、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起诉符合受理条件

海德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了长江和新通扬运河,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改革试点方案》并未将磋商作为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江苏省人民政府未经磋商即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

二、一审审判程序合法

(一)原审法院的释明并无不当。原审法院经法庭调查,发现江苏省人民政府所主张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明显不足,故作出释明,提示江苏省人民政府提出合理主张,该释明并无不当。

(二)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

(三)江苏省人民政府仅仅增加了请求数额,请求项目和请求依据并未发生变化,不影响海德公司行使举证、质证权利,没有必要重新给予举证期和答辩期。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给予重新答辩期限的申请并未影响到上诉人的诉讼权利。

(四)原审并未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虽然施美康公司等单位和个人也曾向新通扬运河倾倒污染物,但这些单位和个人所实施的污染行为与案涉污染行为在时间上并不重合,上述污染者应当对自身的违法排污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海德公司如认为案涉废碱液的直接倾倒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直接倾倒者承担相应的责任。江苏省人民政府选择起诉海德公司是其权利,且此项权利的行使并不必然导致其他人责任的免除。且,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就施美康公司污染环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8日判令施美康公司赔偿1700余万元。

(五)《评估报告》合法有效,海德公司要求重新评估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对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认定合法合理

(一)评估报告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后,靖江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靖江市环境保护局作为靖江地域环境保护管理机关,有权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对环境污染损害事件进行损害评估。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于2004年9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为环保方面的司法鉴定机构,于2011年被环保部确定为环境损害鉴定试点单位,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编制的《评估报告》符合《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以下简称《推荐方法》)的要求;《评估报告》依据长江靖江段受到污染后的水质监测数据、水文、流速等数据作出评估,详细阐明了长江靖江段受到污染后的损害计算方式方法以及结论,评估结论得到了东南大学吕锡武教授等专家的论证确认;本案污染事件应当优先使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进行评估,原审法院用此方法进行评估并无不当。5月1日污染事件和5月9日污染事件,污染物排放的数量相近、排放的区域相同,两次污染事件所涉及水质监测数据、水文、流速等数据基本相同,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按照5月9日的水文资料评估5月1日污染事件的生态环境损害并无不当。

(二)应急处置费用的计算合理适当,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在对应急处置费用进行评估时已经核减了缺乏证据支持的住宿费等相关费用,《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应急处置费用都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评估结果并无不当。

(三)采用类比的方式计算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合情合理,与长江相比,新通扬运河的河面较窄,水流速度缓慢,水体自净能力较弱,同样的污染物倾倒进新通扬运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比倾倒进长江更为严重。江苏省人民政府要求通过类比方法确定兴化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尚不足以弥补新通扬运河所遭受到的实际损害。

四、原审判决对服务功能损失的认定于法有据

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在长江禁捕期,也是长江水体中鱼虾等生物的繁殖期。案涉污染行为所倾倒的废碱液浓度高、数量大,污染行为导致靖江自来水取水中断40小时,可见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新通扬运河是我国南水北调的供水水道,也是兴化人民饮用水源地,向新通扬运河倾倒53.34吨废碱液,造成了兴化集中式饮用水中断取水14个小时,不仅给兴化人民的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会对水生动植物产生严重损伤。有证据证明新通扬运河受到污染后,河面上出现死鱼,生态环境损害客观存在,海德公司应当承担服务功能损失。原审法院判决按照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50%确定服务功能损失,该判决合情合理。

五、海德公司应当承担事务性费用

26万元评估费是为了评估海德公司非法处置废碱液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所花费的费用。该费用应当由海德公司承担。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时,未将评估费用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因此,不存在重复请求的问题。

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本案系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理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裁判。

江苏省人民政府一审诉讼请求:一、海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二、海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818.95万元;三、海德公司承担本案评估费用26万元和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环刑终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书及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5)泰姜环刑初字第00001-1号刑事判决认定,2014年4月28日,海德公司营销部经理杨峰将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29.1吨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李宏生等人处置,处置费用为每吨1300元。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孙志才处置。2014年4月30日夜间,孙志才与朱某等人在江苏省泰兴市虹桥镇大洋造船厂码头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4年5月7日,杨峰将海德公司的20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孙志才处置。孙志才与朱某等人于2014年5月7日夜间及同年6月17日凌晨,在江苏省泰兴市虹桥镇大洋造船厂码头分两次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江苏省靖江市城区5月9日9时20分至11日2时集中式饮用水源中断取水40多个小时。期间,靖江市有关部门采取了添加活性炭吸附、调用内河备用水源稀释等应急处置措施。

2014年5月8日至9日,杨峰将53.34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丁卫东处置。丁卫东等人于2014年5月14日指使陆进等人将该废碱液倾倒进新通扬运河,致江苏省兴化市城区集中式饮水源于2014年5月16日7时35分至22时中断取水超过14小时。期间,兴化市自来水厂、兴化市戴南镇自来水厂、兴化市张郭镇自来水厂等分别采取了停止供水、投放活性炭吸附、加高锰酸钾处理等应急处置措施。

上述污染事件发生后,靖江市环境保护局和靖江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24日联合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对污染损害进行评估。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经调查、评估,于2015年6月作出《评估报告》,认定上述靖江市长江段发生的三次水污染事件共造成环境损害1731.26万元。其中,4月30日夜间发生的非法倾倒29.1吨废碱液污染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024.38万元;5月7日夜间发生的非法倾倒18吨废碱液污染事件,造成环境损害742.63万元(包括应急投料费4.2万元、应急监测费62.13万元、备用水源启动费16.4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633.9万元、事务性费用即评估费26万元);6月17日凌晨发生的非法倾倒2吨废碱液污染事件,造成环境损害19.55万元(包括应急投料费3.85万元、应急监测费7.99万元、备用水源启动费7.7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海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

海德公司作为化工企业,对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碱液,负有防止污染环境的义务。海德公司放任该公司营销部负责人杨峰将废碱液交给不具备危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进行处置,导致废碱液被倾倒进长江和新通扬运河,严重污染环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关于评估方法是否适当问题

《推荐方法》第8.3.1.3.1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优先选择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中的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环境以提供资源为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推荐方法》附录A《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A.2.3也指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本案海德公司所致长江水体受到污染损害的情形可以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进行计算,因此不适用虚拟治理成本评估办法。《评估报告》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评估生态环境损害并无不当。

三、关于新通扬运河水环境损害费用的计算问题

发生在长江段的三次污染事件(2014年5月1日、2014年5月9日、2014年6月17日)与发生在新通扬运河的污染事件(2014年5月14-16日)处于同一时期。两个区域所倾倒的危险废物均为海德公司产生的废碱液,且两个区域的水质同属三类水质。污染事件发生后,两地也均采取了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根据两地危废物的排放数量、水文环境以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参考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可以采用类比方法确定新通扬运河生态损害数额。

四、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根据《评估报告》,靖江市饮用水源地污染事件环境污染损害修复费用为1760.26万元。该费用系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经规范程序作出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费用,应当支持。新通扬运河非法倾倒53.34吨废碱液环境污染修复费用类比靖江市饮用水源地污染事件环境污染损害修复费用进行计算,即在靖江污染事件修复费用中扣除应急处置费用后的数值为基数,确定平均每吨废碱液导致的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35.2万元。新通扬运河非法排放废碱液的数量53.34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1877.64万元。该计算方式合理,且得到出庭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认可,应当支持。海德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造成两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计3637.90万元,必然对两地乃至下游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海德公司应当赔偿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张以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3637.90万元的50%计算该项费用,该主张合理,应当支持。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为评估本次污染事件的损害结果,实际支出了26万元的调查、评估费用,且有相应票据予以证实,该费用属于合理支出费用,江苏省人民政府要求海德公司赔偿该项费用的请求应当支持。

五、关于是否应当给予海德公司重新答辩时间问题

江苏省人民政府就新通扬运河污染事件所主张环境损害明显偏低,与新通扬运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不相适应。经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释明,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将赔偿总额从3845.27万元增加到5532.85万元。江苏省人民政府系基于海德公司同一侵权事实变更诉讼请求,只是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有变化,海德公司当庭申请重新给予答辩时间的理由不能成立。

六、关于生态环境是否需要修复的问题

案涉废碱液倾倒进水体引起水体PH值明显变化,导致水生动植物的死亡。向水体倾倒废碱液必然会造成区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功能的破坏。监测区域水体自净系污染物向下游流动和因稀释而降低浓度的结果,不能因此否认污染物对水体已经造成损害。海德公司所提的无需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的主张缺乏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二、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案件受理费31.46万元,由海德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应海德公司申请,编制《评估报告》的技术小组成员、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评估中心潘铁生科长到庭接受询问。潘铁生认为,本案的评估系污染事件发生8个月后所进行的污染环境损害评估,并非突发环境应急处置阶段的环境损害评估,应当适用《推荐办法》,不适用《评估技术规范》。《推荐办法》8.3.1.3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选择原则是优先选择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中的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才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因此本次评估应当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评估所涉及的特征污染因子二乙基二硫醚在自然水域中并不存在,环境基线水平是未检出。二乙基二硫醚检出极限根据不同的监测方法一般在0.0001~0.001mg/L。鉴于国家没有对该种物质的允许排放浓度限值作出规定,技术小组采取保守的数据,评估时将数值放大十倍,本次评估采用0.01mg/L作为受影响的临界值。按照这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数值肯定少于水资源的实际损失。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是用污水的体积乘以水资源费的单价,计算出水资源价格,以此作为生态环境损害。因对污染物的监测是每隔一段时间监测一次,根据检测所确定的污染团的长度肯定小于实际长度,所计算出来的体积也小于实际体积。这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水资源价值也小于实际受到损害的水资源的价值。接受评估委托时距离污染发生已经有8个月,污染团早已离开了调查评估的地域范围。由于是禁渔期,禁止捕捞,所以没有鱼类死亡报告。案涉污染物使得作为饮用水源的长江水不能被使用,影响水资源的服务功能。因此认定其构成《推荐办法》6.4生态环境损害中的f情形,即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其他情形。鉴于污染团已经过境,监测点的生态环境已经恢复到基线状态,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进一步修复的必要,因此该评估并未确定恢复目标,也未确定修复方案。海德公司的废碱液被运到江苏江阴、靖江和兴化三地非法倾倒,因系同一物质,对江阴发现的废碱液的成分、浓度检测数据可以作为对靖江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依据。5月1日的污染事件未被及时发现,未能产生检测数据。5月1日的污染事件与5月9日的污染事件仅仅间隔8天,污染物都在午夜12点左右被倾倒进长江,这段时间没有发生强降雨天气,水文变化不大,因此参照5月9日污染事件检测数据对5月1日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方法合理。《评估报告》在评估应急费用时,已经核减了无票据证明的费用,报告所认定的费用比较合理。《推荐办法》要求评估单位签章,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已经在评估报告封面上盖章,形式上符合要求。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江苏省人民政府所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二、生态环境损害的计算是否正确;三、服务功能的计算是否合理;四、是否应当承担事务性费用;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江苏省人民政府所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以及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问题

(一)江苏省人民政府具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地方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授权后,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江苏省系试点省份,国务院已经授权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江苏省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经授权后,江苏省人民政府有权就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所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虽然《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就赔偿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与赔偿义务人磋商,但该方案明确规定,赔偿权利人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可见,在试点期间磋商并非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江苏省人民政府未经磋商就提起诉讼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二)原审法院释明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本案虽然不是公益诉讼,但同样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法院经法庭调查,认为江苏省人民政府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偏少,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故向江苏省人民政府释明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释明仅仅是原审法院向原告所提出的建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由原告自行决定。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人民法院需要根据查明的事实并依照法律作出裁判。原审法院的释明行为并未侵害到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释明行为并无不当。

(三)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该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该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依照上述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有权在一审法庭辩论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四)一审程序未损害上诉人举证权、答辩权。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后,海德公司申请重新给予举证、答辩期限,原审法院未予准许不当。但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时仅仅增加了请求数额,所依据的证据和计算方法并未发生变化,无需重新举证。本院审理期间,海德公司也未就变化后的诉讼请求提交新的证据。原审审判程序并未损害上诉人的举证权、答辩权。

(五)本案不存在遗漏诉讼当事人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虽然海德公司与案涉废碱液的直接倾倒者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依照该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有权仅请求海德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直接倾倒者并非必要的共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施美康公司等单位和个人也曾在相同区域非法倾倒污染物,但这些单位和个人倾倒污染物的时间与案涉污染行为时间并不重合,能够单独确认海德公司污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海德公司应当独自承担案涉污染事件的生态环境赔偿责任。江苏省人民政府要求海德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不必然导致其他人责任的免除。故本案不存在漏列必要的共同被告问题。

二、关于生态环境损害的计算是否正确问题

(一)《评估报告》可以作为认定靖江水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据。案涉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靖江市人民检察院和靖江市环境保护局为量化环境损害数额,有权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曾经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原环保部确定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单位,具备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能力。《推荐方法》C.6要求评估报告应当有签字盖章,《评估报告》封面加盖了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的印章,报告形式符合当时的规范要求。本案所涉评估系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导致损害的评估,并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的环境损害评估,应当依照《推荐方法》进行评估。依照《推荐办法》8.3.1.3之规定,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应当优先选择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方法适当。江阴查获的污染物与本案被倾倒的污染物来源相同,均为海德公司非法处置的污染物。江阴查获废碱液特征污染因子的成分、浓度的检测数据可以作为对靖江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依据。评估技术小组确定二乙基二硫醚的浓度临界值以及污染团的长度等计算数值时均采取了保守的计算方法。《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水资源价值必然小于实际受到损害的水资源的价值。因案涉非法倾倒废碱液事件发生在午夜12点左右,2014年5月1日的污染行为因未被及时发现,未能产生检测数据。鉴于5月1日的污染事件与5月9日的污染事件仅仅间隔8天,污染物倾倒时点相近,水文变化不大,参照5月9日污染事件检测数据进行评估,评估方法合理,结果可信。《评估报告》在计算应急处置费用时,共剔除缺乏票据证实的环境监测机构工作人员人工费、应急人员的住宿餐饮等费用达27.22万元。《评估报告》所认定的应急处置费用合理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对《评估报告》支撑材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也未对应急处置费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评估报告》依据长江靖江段受到污染后的水质监测数据、水文、流速等数据作出评估,详细阐明了长江靖江段受到污染后的损害计算方式方法以及结论,评估结论得到了东南大学吕锡武教授等专家的论证确认。《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式适当,依据充分,结论可信。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通过类比的方式计算新通扬运河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方法合理。发生在长江靖江段的污染事件与发生在新通扬运河的污染事件处于同一时期,所倾倒的危废物均为海德公司产生的废碱液,两地的水质同属三类水质,且在新通扬运河倾倒的废碱液数量更多。新通扬运河污染事件发生在兴化市,地处里下河腹地,系低洼河网地区,水流缓慢,环境容量远不及长江。原审专家辅助人认为,新通扬运河河面比长江窄,水流速度比长江缓慢,污染物稀释速度远低于长江,同样的污染物倾倒进新通扬运河所造成的损害要大于长江。因此,采用类比的方式所计算出来的生态环境损害不会高于实际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江苏省人民政府请求按照类比的方式计算新通扬运河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请求合理,应当予以支持。

三、关于服务功能的计算是否合理问题

(一)案涉污染事件造成了服务功能损失。因污染行为发生在禁渔期,污染物于午夜左右被倾倒,很难发现死亡的鱼类。但数十吨PH为13.6的高浓度废碱液倾倒进长江和内河,导致靖江自来水从长江水源地中断取水达40小时,污染区域大、持续时间长、后果严重。有专门知识的人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李大命博士证实,长江靖江段有水生动物161种,鱼类148种,重要鱼类59种,且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江豚和胭脂鱼。在靖江段有国家级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在长江禁渔期,这一时期正是长江水体生态环境最为敏感时期,也是长江水体中生物最为脆弱时期。由于鱼类适宜生存的PH值范围非常小,案涉污染行为对长江中鱼类繁殖和幼体生长必将造成严重损害。对这一区域存在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江豚和胭脂鱼等濒危物种的生存以及水产种子资源造成严重危害。生物种群所遭受的损害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新通扬运河地处里下河地区,系当地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和农业灌溉、养殖水源。新通扬运河系南水北调的主要通道,案涉污染事件导致新通扬运河自来水中断取水达14小时,且有证据证明污染事件已经造成了鱼类的死亡。可见,案涉污染事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且损害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海德公司应当赔偿服务功能损失。

(二)按照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50%确定服务功能损失并无不当。案涉污染事件系非法倾倒废碱液所致。倾倒行为均发生在午夜左右,倾倒地点偏僻,污染行为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污染区域难以精确测量,无法及时收集证据对服务功能损失进行精确评估。海德公司多次故意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过错程度严重;所倾倒的危险废物PH极高,污染物成分复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十分严重;在长江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全民共识的情况下,在生态环境极其敏感和脆弱的长江禁渔期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影响十分恶劣,且生态环境难以迅速恢复。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鉴于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在对靖江环境污染事件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时采取了十分保守的计算方法,所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已经少于实际损害,原审法院酌定按照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50%确定服务功能损失合情合理。

四、关于是否应当承担事务性费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所涉的事务性费用系为了评估海德公司非法处置废碱液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所支出的评估费用。《推荐办法》明确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应急处置费用和事务性费用作为损害的组成部分。江苏省人民政府要求海德公司承担因污染行为而产生的事务性费用于法有据。

原审判决并未重复计算事务性费用。《评估报告》在评估靖江三次水污染事件的损失时分别得出以下数值:1、2014年5月9日的损失分别为生态环境损害633.9万元、应急处置费用82.73万元、事务性费用26万元;2014年5月1日的损失为生态环境损害1024.38万元;2014年6月17日的损失为应急处置费19.55万元。上述费用合计1786.56万元。江苏省人民政府将上述费用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总和,即633.9万元和1024.38万元之和1658.28万元,除以5月1日、5月9日所倾倒的废碱液的总量47.1吨,确定靖江污染事件每吨废碱液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为35.2万元。再根据在新通扬运河倾倒的废碱液53.34吨,折算出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877.64万元。新通扬运河生态环境损害并不包括事务性费用。原审法院根据新通扬运河和长江靖江段生态环境损害总和(不包括事务性费用)的50%确定服务功能损失,可见在服务功能损失中也不包括事务性费用。原审法院判令海德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的同时,判令其承担事务性费用并无不当。

五、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确定为承担责任的方式。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评估费等均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海德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本院第一次庭审期间,上诉人海德公司以企业负担过重、资金紧张,如短期内全部支付赔偿将导致企业破产为由,申请分期支付赔偿费用。为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庭后表示,在上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能够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在有效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分五期支付赔偿款。

综上所述,海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赔偿款项5482.85万元支付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户名:泰州市财政局,账号:32×××6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泰州新区支行);

二、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上述款项的20%(1096.57万元),并于2019年12月4日、2020年12月4日、2021年12月4日、2022年12月4日前各支付上述款项的20%(每期1096.57万元)。如有一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6万元,由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迎

审判员 赵 黎

审判员 吴晓玲

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钱培培

书记员 任子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初35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民初35号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7层、8层。

法定代表人:黄扬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169号安粮东怡金融广场B栋1、42、43层。

负责人:王家铭,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亚奇,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国庆西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沈瑞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海泉,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18号城建大厦A座。

法定代表人:徐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该公司员工。

被告:淮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陈洞路。

法定代表人:曹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爱国,安徽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与被告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安徽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公司)、淮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城投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发银行、中山证券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王飞,原告广发银行合肥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磊、汪亚奇,被告中城建安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海泉,被告中城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杰、黄伟,被告淮南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爱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发银行、中山证券公司、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城建安徽公司向广发银行支付11038.5万元元(其中,投资本金为1.1亿元;截至2018年4月11日的投资溢价款为38.5万元,按照未偿还投资款年化6%的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及违约金(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照未偿还投资款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2、广发银行就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内容,对案涉应收账款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淮南城投公司向广发银行直接支付应由其支付给中城建安徽公司的应付款11038.5万元;3、判令中城建公司对中城建安徽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中城建安徽公司、中城建公司、淮南城投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2013年3月,广发银行与中山证券公司签订《中山广发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管理受托资产,同时由广发银行担任托管人。2015年11月25日,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签订《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中山证券公司受让中城建安徽公司拥有的淮南城投公司应收账款收益权,对价为定向计划的部分资金;中城建安徽公司承诺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回购;投资溢价率为6%。2015年11月,为确保中山证券公司依据《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实现合同债权,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2015年11月,中山证券公司向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出具《委托函》,委托其代理验收、保管由出质人中城建安徽公司出具的质物或权利凭证,并向中城建安徽公司出具收押凭据。2015年11月22日,中山证券公司向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出具《授权书》,委托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上述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事宜。2015年11月26日,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作为质权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依法取得质权。2015年11月25日,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就中城建安徽公司对《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2015年12月1日,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向中城建安徽公司支付投资款5亿元。2017年5月2日,淮南城投公司付款4亿元至中城建安徽公司在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开立的账户,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依约在该账户结算扣除了该笔款项。此后,因中城建安徽公司涉及其他诉讼,案涉质押的应收账款被保全。2018年4月11日,中山证券公司及广发银行合肥分行根据合同约定,向中城建安徽公司发送有关函件,要求其在15个工作日内就上述危及债权实现的事项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强制其提前回购。但期间届满后,中城建安徽公司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债权安全,故请求判如所请。

中城建安徽公司辩称:本案牵涉到债权转让及应收账款质押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广发银行以及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均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起诉。中山证券公司要求中城建安徽公司提前回购应收账款没有事实依据,要求支付罚息没有合同依据。此外,中山证券公司主张欠付的本金和利息计算数额错误。中山证券公司亦未取得应收账款的质权以及因此衍生的优先权。

中城建公司辩称:首先,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届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根据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即《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第六条约定,最后一期资产收益回购本金的具体支付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中山证券公司提前要求中城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即使存在主合同约定或其他应当提前履行债务的情况,但中山证券公司并未依据保证合同约定,向中城建公司发出提前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虽然案涉应收账款被人民法院冻结,且中城建安徽公司涉及重大法律纠纷,但并没有危及到案涉债权的实现。中城建公司之所以涉及重大的法律纠纷,是因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影响信用等级,导致融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造成流动性欠缺,但中城建公司资产整体质量并没有严重恶化。请求驳回对中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淮南城投公司辩称:1、中山证券公司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中山证券公司与淮南城投公司之间没有直接法律关系,该公司管理资产的投资本金及其收益的实体权利归广发银行所有,故中山证券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淮南城投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对淮南城投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008年,淮南城投公司(委托人)与中城建安徽公司(代建人)、淮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使用人)签订了《淮南市东西部第二通道项目投资代建合同》。2017年4月21日,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中城建安徽公司、淮南城投公司以及淮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四家单位在淮南市政务中心会议室共同签订了协议性质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确认二通道项目工程总价款1221039282.95元,扣除已支付金额793163535.11元,尚欠工程款427875747.84元,由淮南城投公司将工程欠款及代垫设计费等一次性转入中城建安徽公司在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开立的账户。2017年5月9日,淮南城投公司将上述两项应付款共计431103747.84元转入中城建安徽公司的上述账户。淮南城投公司已经履行了淮南二通道项目投资代建合同的全部付款义务。广发银行主张的《关于淮南东西部第二通道项目对账确认函》及质押合同的实体权利已经不复存在。3、广发银行依据质押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而淮南城投公司不涉及质押关系,故广发银行要求淮南城投公司直接支付应付款11038.5万元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实质联系。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广发银行、中山证券公司、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为证明其起诉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中山广发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明广发银行与中山证券公司签订《中山广发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管理受托资产,由广发银行担任托管人。

证据二:《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1、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签订《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中山证券公司受让中城建安徽公司拥有淮南城投公司应收账款收益权,对价为定向计划的部分资金;中城建安徽公司承诺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回购;投资溢价率为6%;2、中城建安徽公司与中山证券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针对《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合同履行地合肥市庐阳区有相应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证据三:《淮南市东西部第二通道项目投资代建合同》。证明2008年,淮南城投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淮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淮南市东西部第二通道项目投资代建合同》,约定中城建安徽公司承建淮南市东西部第二通道工程,由淮南城投公司向中城建安徽公司支付工程款。

证据四:《关于淮南东西部第二通道项目对账确认函》。证明淮南城投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共同确认截止2015年10月30日,淮南城投公司尚欠中城建安徽公司工程款65642万元。

证据五:《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证明为实现合同债权,中山证券公司与中城建安徽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

证据六:《委托函》、《授权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打印件。证明:1、中山证券公司向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出具《委托函》,委托其代理验收、保管由出质人中城建安徽公司出具的质物或权利凭证,并向中城建安徽公司出具收押凭据;2、中山证券公司向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出具《授权书》,委托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上述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事宜;3、2015年11月26日,广发银行合肥分行作为质权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依法取得质权。

证据七:《保证合同》。证明中城建公司对中城建安徽公司在《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证据八:付款凭证。证明2015年12月1日,广发银行委托中山证券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向中城建安徽公司支付投资款5亿元。

证据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执59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证据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初6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皖执保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九、证据十共同证明案涉应收账款被人民法院冻结且中城建公司及中城建安徽公司涉及重大法律纠纷,危及广发银行、中山证券公司、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合法权益。

证据十一:《关于要求提前支付全部回购价款的通知》及回执。证明2018年4月11日,中山证券公司及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向中城建安徽公司发送有关函件,要求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广发银行、中山证券公司、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合法权益,否则强制其提前回购。